第七部 襄州刺史 第六十五章 驿站案 (第1/3页)

第七部襄州刺史第六十五章驿站案

第六十五章驿站案

在这封公函中。袁公瑜提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无辜之民常常被捕入狱。这一方面是官吏们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而采取的过严策略；另一方面也是一些中低级官吏觉得有利可图，所以经常将一些根本没有罪行的人也借机抓捕起来，然后或敲诈，或逼迫，得到利益。

这个问题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不仅使监狱常常人满为患，加大了管理难度，而且也容易滋生腐败。

袁公瑜认为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现实考虑，都应该制定一条严格的法令：无罪之人不应被捕入狱。

袁公瑜的建议，阐述开来，就是如果官府没有证据证明某人有罪，那么就不能将他关入大牢。也就是说如果想将疑犯关押，必须先证明他有罪或有重大嫌疑。

他的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公方举证论”的雏形，不仅比这个时代的普遍法律认知要先进得多，而且比后世发展起来的“被告举证论”更显得尊重嫌犯的权利。（被告举证论：如果认定你是嫌疑犯，那么你必须证明自己无罪，否则，暴力机关有权将你关押，甚至判决你有罪。大陆实行的疑犯举证就是此种。香港实行的是诉方举证。两个理论的关键区别就是，一个是被告方要极力证明自己无罪，一个是检察方要极力证明被告有罪。）

从这方面来说，袁公瑜的思想，无疑超越了整个时代。可是，有时候，先进的未必是合适的。

丁晋否决了他这项建议。

原因就是袁公瑜的方法确实可以少冤枉很多无辜之人，可是同时，也会让无数狡诈的有罪之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丁晋认为，值此大乱刚复之时，必须用重典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除了这一条，丁晋对袁公瑜所提的各种弊症和解决之法非常赞赏，随后，还在公函之外，又亲自写了一封私信，表示对袁公瑜这一段时间工作成绩的夸奖和鼓励。

此外，对于潘六等官吏的凶残粗暴、压迫欺辱囚犯，狱卒和罪犯的相互勾结、收钱买放，刑君牙事后的包庇和隐瞒等等不法行为，丁晋都作出了严厉的批示，要求对这些违法之事进行严肃查处。

同时，丁晋对枣阳县令韩维的失职，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要求他以后勤勉自身，精细公务，不可再犯此类错误。

这是冠冕堂皇的公文上的用语。私下，丁晋又给韩维写了一封书信。严厉训斥了他的不作为及玩忽职守，并指出此次事件的危险性，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不是自己对他有所袒护，一个越狱事件就可以让他丢官罢职，何况他重用的刑君牙身上还有很多问题。

丁晋信中说得非常严重，韩维这才恐惧起来，急忙回信，一方面表达对丁刺史的感恩戴德之心；另一方面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不会再出类似的问题。

丁晋接到韩维的信后，感觉比较满意，最起码，韩维还算知道好歹。

训斥完，接下来就该安抚和解决问题了。

这一次，丁晋又换了一副用心良苦的语气，劝说他以后不可再轻信于人，如果不然，就算有自己从中周旋，难保哪天出了更大的祸事，自己想帮他隐瞒也瞒不住的。当然，人各有志，如果他真是不喜欢做公务。那么可以重用三个人：张忠志、鲁半橹、李定。

丁晋告诉韩维，这三个人，他认为是忠贞之士，值得信任。而且，李定、张忠志可掌钱物刑律，鲁半橹可掌文书符碟，如果韩维觉得能够信任，那么可让他们分担一些公务，这样，也有时间可以寄情诗赋交友。

虽是商量的口气，可是此刻的韩维已如惊弓之鸟，丁刺史的每一句话，都如同皇帝圣旨，哪敢不听。再加上这三人，确实在县衙颇有贤名，韩维略略打听一番后，就顺水推舟地将公务尽数交与他们，自己每日只在府中欢宴佳朋，倒也乐得逍遥。

丁晋这样一番安排，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韩维是韩泰的族叔，碍着韩泰的情谊，自己总要对他有所维护，不能任由他糊里糊涂地被朝廷惩戒，丢了韩氏的面子。可是，让他继续在枣阳县瞎折腾，也不符合自己的原则，因此，不如给他安排得力人员，帮助他治事。而韩维，在享受尊荣的同时，只要追求他的人生和理想就行了。

至于给韩维安排的三个人，也不是丁晋特意挑选出来的人选，皆是枣阳县原班人马。丁晋看重他们，首先是因为袁公瑜和张归霸的推荐，其次，李定、张忠志是士人，鲁半橹是积年老吏，很符合丁晋一向的用人标准。

丁晋认为，用人必须用对方法，比如让士人去掌管钱财，让小吏去掌管琐事。士人的清明和声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贪赃贪污的坏名声中，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倒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而普通的吏者则不同，吏者不得科举，所以没有在官场出头的希望，只重视利益。所以，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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