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章 以工代赈策 (第1/3页)

新冯翊工地，东北角，编号“丁字七号”的工棚区。

拂晓时分，春寒料峭，薄雾笼罩着这片刚刚从冻土中苏醒的土地。梆子声、铜锣声急促地响起，在灰白色的混凝土建筑骨架和低矮的工棚间回荡。

“起了！起了！卯时正点，各部到齐！卯时一刻，开工饭！卯时二刻，点卯上工！误了时辰，扣工分！”

粗嘎的吆喝声，来自一个个臂戴红色袖标、手持簿册的“工长”。他们是整个“以工代赈”体系最基层的管理者，大多由识文断字的小吏、表现突出的灾民，甚至少数因小过被罚来效力赎罪的里正、胥吏担任。此刻，他们正挨个拍打着工棚简陋的木板门，催促里面的人赶紧起床。

工棚是临时搭建的，用砍伐的原木做骨架，覆以茅草、芦席，再抹上一层厚厚的泥巴防风，低矮、阴暗、潮湿，挤满了地铺。但比起地震洪水后露天席地、或在残垣断壁下瑟瑟发抖的日子，这已是难得的安身之所。更重要的是，这里有饭吃，有活干，有“工分”可挣。

棚内响起窸窸窣窣的起身声，夹杂着咳嗽、哈欠、幼儿的啼哭。很快，人们鱼贯而出，男女老少都有，大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但眼神已不像月余前那样麻木绝望，而是带着一种对即将开始的一天的明确目标感，或者说，是对“工分”的渴望。

他们自觉地排成并不整齐的队伍，走向指定的“食棚”。那里，巨大的陶釜下柴火正旺，蒸汽腾腾，弥漫着粟米粥和咸菜的味道。穿着白色围裙、同样戴着袖标的“厨娘”们——她们多是失去丈夫的妇人或年长的妇女——用长柄木勺，从釜中舀出稠厚的、掺着少许豆子和野菜的粟米粥，倒进排队者递过来的各式各样的破碗、瓦罐甚至半边葫芦里。每人一勺，不多不少。旁边还有一箩筐黑褐色的、掺了麸皮的杂粮饼，每人可以领一个。这就是“开工饭”，能保证基本热量，但远谈不上丰盛。

想要更多？想吃点干的？想吃点咸的甚至偶尔见点荤腥？那就得靠“工分”。

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饭，人们抹抹嘴，在工长的带领下，走向各自的“工程牌”前。那是一块钉在木桩上的粗糙木板，上面用炭笔写着今日的任务、要求、验收标准和对应的“工分”值。

“甲字三队！今日任务：北三区，地基槽清底，深三尺，宽两尺，需见硬土，验收合格，每人五分！不合格返工，倒扣一分！”

“乙字七队！今日任务：搅拌场，搅拌混凝土二十方，需匀、需稠，不合要求重拌，每人六分！”

“丙字十一队！妇孺队！今日任务：修补麻袋、编制荆筐，定额五十件，验收合格，每人三分！超额完成，每件多加半分！”

“丁字五队！木工队！今日任务：制作标准模板五十套，需尺寸准确，榫卯牢固，验收合格，每套两分，队内自计！”

……

任务不同，强度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对应的“工分”也不同。体力活、技术活、危险活（如高空作业、烧制水泥），工分高。轻体力活、简单重复劳动，工分低。妇孺老弱，也有相应的、力所能及的任务，确保他们也能挣到养活自己的工分。这并非绝对的“平等”，但在生存面前，这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相对公平的“按劳分配”。

“点卯！”工长拿出簿册，开始点名。被点到的人大声应“到”，然后走到木牌前，用一根炭笔，在自己名字后面的空格里，画上一个圈，表示今日上工。旷工、迟到、早退，都会记录在案，与工分挂钩。

点卯完毕，工长一挥手：“领家伙，上工！”

人们散开，走向各自的工具堆放点，领取䦆头、铁锹、扁担、箩筐、木桶、锤子、凿子……工具大多简陋，很多是灾后从废墟里扒出来修整的，或是临时赶制的，但足以应付大部分工作。丢失、损坏工具，要扣工分赔偿。

整个工地，如同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机器，在梆子、铜锣、吆喝和“工分”的驱动下，开始了一天的运转。挖掘声、搅拌声、敲打声、号子声、木材的拖动声、石料的撞击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充满生机的喧嚣。

工地边缘，一处用原木和芦席搭起的简易“工分登记处”。

这里排着另一条队伍，多是妇孺老弱，也有少数收工早或请了短假的青壮。他们手里攥着颜色、大小不一的“工票”——这是“工分”的实物凭证。工票用不同颜色的粗糙纸张制成，盖有“同州灾后重建都提调司”的红印和编号，面值从“一分”到“十分”不等。工票本身无价值，但可以兑换东西。

登记处后面，是几排同样简陋的“兑换棚”。棚子里堆放着各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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