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75章风雨前夕 (第1/3页)
1953年9月,高雄的暑气还黏在空气里,像一层洗不掉的油汗。
墨海贸易行的二楼办公室里,老式吊扇不紧不慢地转动,扇叶的影子在深色地板上投出交错的弧线。林默涵——此刻的沈墨——坐在办公桌后,金丝眼镜反射着窗外的天光。他手里拿着一份海关清关单,目光却落在单子边缘用铅笔轻轻标记的三个点上。
三个点,等距排列,像省略号,又像某种信号。
这是“老渔夫”的警示标记,意思是“有尾巴,小心行事”。
林默涵放下清关单,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高雄港的繁忙景象,起重机像巨人的手臂,从货轮上吊起一捆捆甘蔗,空气中飘着糖厂特有的甜腻气味。码头上人来人往,有搬运工赤着上身扛货,有商人打着洋伞谈生意,还有几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鸭舌帽的人,看似随意地站着,但他们的视线总是不自觉地扫向贸易行的方向。
军情局的人。或者说,魏正宏的人。
林默涵数了数,四个。其中一个蹲在对面茶摊喝茶,但茶碗端了二十分钟还没放下;另一个假装看报纸,报纸却是倒着的;剩下两个在码头边抽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也没弹掉。
生手。林默涵在心里下了判断。如果是老手,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生手有生手的麻烦——他们急于表现,反而更可能做出不计后果的事。
“沈先生。”陈明月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茶。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旗袍,头发在脑后松松挽了个髻,插着一支普通的铜簪——但簪头的梅花纹样,是特制的,旋开簪身,里面能藏一卷微缩胶卷。
“明月,”林默涵接过茶,用杯盖轻轻撇了撇浮沫,“楼下那几个客人,来了多久了?”
“快半小时了。”陈明月走到窗边,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神色如常,“说是海关新来的稽查员,来查上个月的糖浆出口手续。但阿福说,他们连单据都没认真看,就在仓库里转悠。”
阿福是贸易行的伙计,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手脚麻利,嘴巴也甜。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三个月前,林默涵在码头救了他被人追债的老父亲,小伙子就死心塌地跟着他了。虽然不知道老板的真实身份,但能感觉到老板做的事不一般,也就格外上心。
“让他们查。”林默涵喝了口茶,铁观音的香气在舌尖散开,稍稍驱散了心里的燥意,“手续都齐全,仓库里也干净。你去陪着,态度热情点,但别太主动。”
“明白。”陈明月点头,正要离开,又停下脚步,声音低了些,“老赵那边……有消息吗?”
老赵是高雄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是林默涵在台湾的直线上级。上周突然失联,按计划该交接的“台风计划”初步部署图,迟迟没有送来。
林默涵摇头:“没有。你下午去一趟爱河边的裁缝铺,看看老赵订做的那件长衫好了没有。如果好了,就把衣裳取回来,说沈先生很满意,尾款已经付清了。”
这是暗语。长衫代表情报,取衣裳代表接应,尾款付清代表情况紧急,需要立刻行动。
陈明月会意,手指不自觉地摸了摸发髻上的铜簪。这个动作很细微,但林默涵注意到了——每当紧张时,她就会做这个小动作。
“别担心,”他说,声音很平静,“就算老赵出事,我们也有备用方案。”
“我知道。”陈明月抬起头,看着他。窗外的光落在她脸上,让她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我只是……有点想家了。”
这个“家”,指的不是高雄盐埕区的这间公寓,也不是他们在福建晋江那个虚构的祖宅。而是海峡对岸,那个她只在梦里见过的地方。
林默涵没有说话。他知道陈明月的丈夫三年前牺牲在上海,她带着三岁的儿子来到台湾,以“沈太太”的身份做掩护。每次夜深人静,他都能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压抑的哭声,还有她低声哼唱的摇篮曲——那是她儿子最喜欢的歌。
“会回去的。”他终于说,语气笃定,“总有一天。”
陈明月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很真实。她转身离开,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某种节奏分明的密码。
林默涵重新坐回办公桌后。他拉开右手边的抽屉,里面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书很旧了,封面磨损,书页泛黄。他翻开,停在一页: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他用指尖摩挲着这页纸的边缘,那里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是个三四岁的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笑起来露出缺了颗门牙的豁口。照片背面,是妻子秀丽的字迹:
“晓棠三周岁,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妻,淑娴。1950年秋。”
三年了。女儿该六岁了,会写字了吧?还会记得爸爸的样子吗?
林默涵合上书,深吸一口气,把那些翻涌的情绪压回心底。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楼下有军情局的眼线,老赵失联,“台风计划”的情报悬在半空,每一步都可能踩中地雷。
他需要做点什么,转移那些眼线的注意力。
下午两点,高雄的日头最毒的时候。林默涵换了一身浅灰色的亚麻西装,戴了顶巴拿马草帽,拎着公文包走出贸易行。他没有开车——那辆黑色的福特轿车太显眼,容易成为跟踪的目标。
“沈先生出去啊?”阿福在柜台后招呼。
“去趟港务局,谈下个月的船期。”林默涵说得很自然,“明月去裁缝铺了,店里你盯着点。要是海关那几位还没走,就请他们喝茶,记我账上。”
“好嘞!”
走出贸易行,热浪扑面而来。林默涵不紧不慢地沿着码头走,草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能感觉到,身后有人跟了上来——两个,一左一右,保持着二十米左右的距离。
果然是冲他来的。
他走进港务局大楼,在航运处跟相熟的科长聊了半小时船期,签了几份文件。出来时,那两个人还在对面的树荫下站着,假装聊天,但目光一直盯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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