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四十年亲历者眼中的学术迷局 (第1/3页)
寒假的风裹着腊月的寒意，拍在自家阳台的落地窗上，发出细碎而绵长的轻响。窗外的江城，已是年味渐浓，街道两旁的路灯挂起了红彤彤的灯笼，偶尔有孩童拿着烟花跑过，笑声被寒风揉碎，飘向远方。我坐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毛毯，面前的平板电脑亮着微光，暖黄色的落地灯将我的影子轻轻映在墙壁上，斑驳而沉静。寒假过后的当月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我就要从江城科技大学的科技管理岗位上正式退休了，四十年的高校生涯，从青涩的办事员到如今的资深管理者，我见过象牙塔的光鲜亮丽，也亲历过其背后不为人知的暗涌，本以为早已看淡一切，可此刻，屏幕上的一篇文章，却让我心绪翻涌，久久无法平静。
平板电脑的屏幕上，那篇标题格外醒目的文章，字字戳心——《北大研究揭开211高校“学术收割”真相：院长上任，专利暴涨，创新者沦为陪衬》。起初，我只是习惯性地浏览高校相关的资讯，毕竟干了一辈子科技管理，早已养成了关注学术圈动态的习惯，可越往下读，我的心就越沉，指尖甚至泛起了一丝凉意，握着平板的手也不自觉地收紧了。
文章的开头，就直击我心底最隐秘的担忧，权力对中国学术的隐形侵蚀。这些年，学术圈的反腐风暴从未停歇，从科研经费的黑洞到论文造假的丑闻，每一次曝光都在撕开象牙塔光鲜外衣下的裂痕，我作为科技管理工作者，也曾亲自参与过几次科研不端行为的核查，深知其中的复杂与无奈。但文中提到的一种更隐蔽的学术不端，却长期游离在监管的雷达之外，它披着“合作研究”的外衣，藏身于繁荣的论文数据背后，让真正的创新者默默付出，却把荣誉送给了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学者”。这一点，我再熟悉不过，四十年的从业经历，让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只是从未有一份研究，能用如此冰冷、精准的数据，将其赤裸裸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文章介绍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陈老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方老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王老师联名发表的一项研究，他们将目光投向了211工程高校STEM学科的院长群体，通过追踪这些学术管理者的专利申请记录，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只要坐上院长的位子，专利申请量立刻就能“火箭式”飙升。看到这里，我缓缓放下平板，端起桌上早已温好的茶，抿了一口，茶水的暖意却丝毫无法驱散心底的寒凉，那些尘封在记忆里的片段，如同潮水般涌了上来。
我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江城科技大学还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院校，彼时的学术氛围，虽不如现在这般“繁荣”，却透着一股求真务实的劲儿。那时候，高校的行政岗和学术岗虽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大多数学术管理者，都是从一线科研岗位上走出来的，他们兼顾行政工作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哪怕行政事务繁杂，也会抽出时间泡在实验室、查阅文献，他们的学术成果，都是实打实熬出来的，容不得半点掺假。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院长效应”，一个学者的专利、论文，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换来的，谁付出了多少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可随着高校的快速发展，一切都在悄然改变。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高校扩招、学科评估、排名竞争日益激烈，“数量为王”的评价导向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论文数量、专利数量、课题经费，成了衡量高校实力、学者水平的核心指标，甚至直接与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资源分配挂钩。也就是从这时起，行政权力开始慢慢渗透到学术领域，“官员学者”越来越多，“双肩挑”制度被广泛推行，很多学者一旦走上院长、系主任的行政岗位，就逐渐偏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转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权力的追逐和利益的收割上。
文中提到，研究团队花了大量的时间，扒拉了211高校STEM学院现任和前任院长的简历，记录下他们的就职时间、教育背景、退休日期等信息，时间跨度一直到2019年7月，然后将这些院长的名字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进行比对，结果发现，这些学者一旦当上院长，专利申请量几乎是立竿见影地往上蹿，总专利申请量增加了14%，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加了12%，而且这种增长不是慢慢积累的，是在上任第一年就实现了“断点式跃升”。研究团队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院长效应”，可在我看来，这哪里是什么“效应”，分明就是权力对学术的赤裸裸收割。
四十年间，我亲眼见证了太多这样的案例。就拿我们学校前几年的一位工学院院长来说，他在担任院长之前，只是学院里一位普通的教授，科研能力平平，任职多年，也只发表过几篇普通期刊论文，申请过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在学术圈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可自从他坐上院长的位子，一切都变了，短短三年时间，他的专利申请量就达到了十几项，其中不乏发明专利，发表的论文更是源源不断，甚至还有几篇发表在了核心期刊上，一跃成为学校里的“学术明星”，深受领导器重，还多次被评为“优秀科研工作者”。
当时，我负责学校的科研项目和专利管理工作，心里清楚，这位院长平日里忙于各种行政事务，开会、应酬、协调关系，几乎没有时间走进实验室，更不可能亲自开展科研工作，他那些所谓的“科研成果”，到底是谁做出来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后来，有一位年轻教师私下找我诉苦，说自己辛辛苦苦做了两年的实验，终于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准备申请发明专利，可院长却找他谈话，以“团队合作”为由，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加在发明人的首位，否则就不同意他申请专利，甚至还威胁他，说如果不配合，以后就别想申请科研经费、评职称。那位年轻教师刚参加工作不久，前途未卜，只能无奈妥协，自己的心血，最后却成了院长晋升、获利的垫脚石。
这样的事情，在这些年里，我见过太多太多。文中提到，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院长专利的质量，用专利申请后三年内被引用的次数和专利权利要求的数量作为指标，结果发现，院长职位跟专利质量之间没有显著关系。换句话说，当了院长之后，专利是多了，但质量却没跟上。这一点，与我的亲身经历完全吻合，那些靠权力“收割”来的专利和论文，大多都是“虚胖”的成果，没有实质性的技术创新，被引用率极低，有的甚至只是为了凑数，拼凑数据、复制粘贴，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这就好比一个学生，平时成绩平平，突然有一天，交上来的作业数量翻了一倍，但每篇作业的分数却还是老样子，甚至更差，任谁都会怀疑这些作业是不是抄来的。学术研究本来是最讲究求真务实的，可现在，有些掌握着行政权力的“官员学者”，却把学术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分配权，肆无忌惮地收割下属和合作者的研究成果，靠着“挂名”就能收获荣誉、晋升职务、获取巨额科研经费，而那些真正在实验室里挥洒汗水、默默付出的年轻学者、研究生，却只能沦为他们的“工具人”，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认可，才华得不到施展，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文中有一句话，让我感触极深：这项研究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揭露了几个贪婪的院长，而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当行政权力过度渗透到学术评价体系中时，整个科研生态就会被扭曲。院长们掌握着资源分配的大权，从实验室空间到科研经费，从研究生名额到职称评定，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院长点头。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年轻学者很难拒绝把院长加进作者或发明人名单的“建议”。即使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得考虑到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不配合？那下次申请课题的时候，可能就排不上号了；想评职称？对不起，名额有限，先给听话的人。
整整四十个春秋啊！这漫长岁月里所从事的科技管理工作经历，犹如一把刻刀，将那句话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头——“行政权力对学术领域的侵蚀，早已深入骨髓”。回首往昔，那些曾经由我经手操办之事历历在目：从学校科研经费的合理调配到职称评定时的协助把关；再从专利申请文件的严格审查直至学术论文质量优劣的细致甄别……无一不令我深切感受到行政权力如影随形般地渗透进了学术殿堂的每一个角落。
而近些年来，高等院校中的所谓“双肩挑”现象更是愈演愈烈。许多身兼要职的学者型官员们不仅手握行政管理之权杖，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控各类资源的分配权柄；同时还牢牢霸占着学术研究的一席之地，并巧妙借助手中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去大肆掠取本应属于他人辛勤耕耘所得的学术果实。如此这般集行政与学术于一身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宛如鱼得水一般自由穿梭于官场与学界之间，堂而皇之地为一己私欲服务。
我见过很多“双肩挑”的管理者，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行政工作上，追逐权力、经营人脉，早已无心搞学术研究，可他们却能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把手下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不断堆积自己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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