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六、武侠与文化 (第3/3页)

），因此，透過「武俠小說」所描寫的古代場景、生活狀態、觀念等，也等於重新塑造了一個「新的古代」，充滿了濃厚的傳統氣息。正是這濃厚的文化傳統氣息，深深吸引了向來對古代多所憧憬的中國人。

這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感受，其中洋溢的是中國人對文化傳統的熱愛，也是許多華人吸收、了解文化傳統的管道。就這一點來說，「武俠小說」絕對是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學體式。

六、侠客形象的建立

至於「俠」，則是「武俠小說」中最重要的人物，它原來是個「中性」的名詞，強調的是具有剛強、勇健氣質，並精通各種武器、武藝的人。這些人原來可能都是「武士」，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封建制度的崩潰、戰爭的頻繁，使他們往往在戰敗後失去軍人的身分，因而流落民間。為了維護生存，他們必須在民間求得立足之地；而軍隊中的訓練，以及軍旅中培養出來的強硬性格，往往使他們不容易真正的渾融於民間；反而，他們不得不藉助於原來所學的技藝，在強大的外在壓力下，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民間社會舊有的規範秩序，一是封建政府因畏懼而施加的嚴格限制。

壓力越大，他們越容易團結在一起，形成相當堅強的團體；而也越容易與外在社會和政府產生衝突。因此，就基本上而言，「俠」具有相當程度的「叛逆性」，往往與當時的社會道德、規範，甚至法律，產生對立。所以，「俠」剛開始在相關文獻中出現時，就被認定是一種「負面」的存在，《韓非子》就將他們形容成「國家的五種蛀蟲之一」，宣稱他們最大的罪狀，是「俠客憑藉著武力違反了法律」（俠以武犯禁）。

不過，這樣的定位經常會受到挑戰，因為，代表社會秩序的「法律」，有時未必如大家所期盼，能真正維持所謂的「正義與公平」。因此，「俠客」與「法律」的對立，在個人遭受到法律無法保護他們的危機，或整個法律虛有其表，只是為特定階層服務，甚至根本無法有效執行的時候，反而受到非常大的歡迎。西漢的大史學家司馬遷，就從這個角度寫了〈游俠列傳〉，稱贊「俠客」的「義氣」和「義行」。

這是「兩難」的局面：「俠客」既會破壞舊有的社會秩序，使社會產生混亂；又可以將整個社會從不公平的「法律」中拯救出來；究竟，「俠客」應該肯定還是否定？有沒有一種「可能的俠客」，既不會破壞社會秩序，又在必要時可以拯救社會的呢？在歷史上，已證實了只是一個夢想，因為，曾經在歷史上出現的「俠客」，多半和現今的「黑社會」非常類似，連司馬遷極力稱贊的「俠客」郭解，所做的也免不了是偷挖墳墓、印製偽鈔、攔路搶劫等「壞事」。不過，透過文學的力量，這個夢想，卻也算是完成了，這就是「武俠小說」所「虛構」出來，並為近、現代中國人所津津樂道的靈魂人物──「俠」。

這是一個民族共通的夢想，顯現了中華民族對社會、法律，乃至於「俠客」的期望，而整個完成的途徑，則是將「俠客」完全定位在儒家所強調的「義」上。在這裡，「義」是普遍性的公理，與過去「俠客」的行為準則「義氣」，有很大的區別；而且，它的完成也有個漫長的歷史發展，大約從唐朝晚期到清朝末年。從此，「俠客」的意義重新釐定，成為了一個道道地地的「正面」形象。

「武俠小說」，正是寫這些具有正面形象，且精通各種武器、武藝的「俠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