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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 襄州刺史 第八十八章 变法=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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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 襄州刺史 第八十八章 变法=变通 (第1/3页)

第八十八章变法=变通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谁也不可能真正掌握命运的轨迹。正当丁晋寄希望于窦昭的谷城之行时,谷城县却传来一个噩耗—窦昭在行馆猝然而逝了。

丁晋大悲!接着大痛!

一位敬爱的长者就这样匆匆离自己而去,更让他自责的是,窦昭是为了帮助自己而拖着病躯远行,如果没有这个原因,也许这位可敬的老人不会这么匆忙逝世。

丁晋带着刺史府全体官员,参加了窦昭隆重的葬礼。他亲执子辈孝礼,热泪盈眶,真情流露,让在场的所有人很是感动。

只有丁晋自己知道,除了伤痛外,他的心中还有无限的自责和悔恨。

在和窦昭的近仆也即老人弥留之际唯一陪伴他的人聊过后,丁晋获悉,窦昭刚到谷城县便感觉身体不适,无法支撑。

当时,仆人劝告他不如先将养几日再拜访谭氏,但是窦昭并没有听从,而是强忍病痛,坐着马车到了离城十数里外的谭家庄园。可是此行并不顺利,谭皋羽委婉但坚决地拒绝了窦昭的邀请。受此打击,窦昭心情灰暗,病情更为加重,回到行馆不久就溘然而逝。

丁晋悔恨的泪水,再次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他深知,窦昭是个爱面子的人,他绝对无法忍受谭皋羽的婉拒,这份打击加重了他的病情,可是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促使窦昭不惜屈尊去拜访谭氏。

谭氏的不给面子,显示出新法将会遇到更为严重的抵制,但是事情仅仅刚刚开始,丁晋很快就受到另外一方面的沉重压力。

窦昭去世不久,一个恶毒的谣言开始流传:刺史丁晋为强行新法而逼死座师。

接着,又从长安传来了窦刚的亲笔书信,在信中,他严厉训斥了丁晋的办事不力,以致民心不稳、乡怨极大。

窦刚言道襄阳全城的商人罢市行为,已经被长安人传得沸沸扬扬,连天子都已知晓,这为新法的正式推行带来很大的阻碍。他由此表示,当初因为赏识丁晋的才能,才委以重任,但现在看来,襄州最近的成绩是让他很失望的,他不希望再听到类似以上不好的情况。

丁晋看完信。愤怒地几乎将信筏撕碎,窦刚的意思透露得很明白:新法如果成功,那自会论功行赏,新法如果失败,那自己就是替罪羊,变成朝廷安抚众豪门的牺牲品。

深深吸了口气,丁晋勉强压下怒气,愤怒没有用,上位者的意志,从来只是让下位者执行,下位者没有改变上位者思想的能力。

平静了好一会,丁晋铺开白宣纸,以一种诚惶诚恐的语气向窦刚表述自己的惭愧和失误的自责。并坚定表示,像襄阳罢市这样影响恶劣的情况再不会发生,自己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将新法稳定而有效地推行下去,这样,才能不辜负窦相的委重栽培之情。

写完,丁晋将笔重重一扔,吐出一口郁气,冷笑道:“媚上而结党。巧言而工心。哼哼,果然!”

如果说窦刚的训斥是直接而紧迫的压力,那么,韩泰等人的劝告宽慰之语,就是对丁晋间接而温和的压力。

在新法推行后,韩泰和丁晋的书信来往更为密切,原因是两人对此次变法都异常关心。不过丁晋是地方执行者,不得不关心;而韩泰关切的原因,就是他是新法的反对者。

韩泰的信中,直言其弊,他认为卢承庆从来没有过实际的制定国家政策的经验,缺乏实践基础,让这样一个人担任变法改革这么重大事务的领头人,是十分不合适的。

韩泰的话并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无的放矢,就拿新法中的更戍法来说,这套法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限制武将的权力,以避免他们专横跋扈,再次形成三镇那样的强势军阀。

但是,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这样将严重降低将领的指挥效率,在如今国家还存在各种严重隐患甚至还有兵乱的前提下,主动削弱军队战斗力,这完全是乱弹琴。

还有惠农法,卢承庆认为。只要百姓的田地足够多,对富户的收税足够重,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兼并问题了,因为豪强地主觉得购买田地的代价不如开垦荒地来得划算,这种想法,真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韩泰认为,贫富差距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两个阶级的存在和对立,也是正常的,如果想要用强制手段,达到天下共均,那必将导致天下大乱。

这种看法,他不仅对丁晋提到,而且还上书天子,要求修改惠农法中的某些问题,天子便好奇地问:“更张法制,于豪门贵族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韩泰的回答是:“国家者,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小民无知,施以小惠便可安抚,如招致豪门憎怨,必天下遭乱。”

他的意思就是说。普通百姓是容易安抚并且容易满足的,麻烦的是那些有权势的人家,因为这些人不仅拥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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