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襄州刺史 第八十章 黄龙元年进士党（下） (第2/3页)

汶的赏识，被推荐任监察御史；在新的位置上，王伯明不畏权贵，冒着丢官的危险弹劾了有背景的污吏云阳县丞源咸季，擢升为侍御史；大宗未年，王伯明因得罪臭名昭著的京兆尹郭实被贬为三原令。在三原，他抑制豪强，政绩又是“畿邑之最”。

慧帝即位后，王伯明迁驾部员外郎，擢任工部郎中、知御史杂事，每到一处都做得有声有色；黄龙三年，王伯明任长安县令时关中饥荒，赈灾恤贫，深得民心，宰相窦刚认为他是一名很有能力的“干吏”。

此后，王伯明扶摇直上，先迁刑部侍郎，黄龙四年起又担任御史中丞的要职，在丘度死后，实际上掌握了御史台的实权。但是在黄龙七年。宰相姜公浦被藩镇刺杀后，王伯明因主张“销兵”而和坚持“出兵”的武元宗等强硬主战派发生冲突，结果导致失势，御史台的权利被杜衡架空，他本人也随即被贬为西川寻访使，出镇剑南。

虽然王伯明依靠自己精明的手段很快又邀得了窦刚的信任，重新回到长安。但是这次历时只有短短三个月的贬谪，成了王伯明人生的转折点。从此，那个刚正不阿、风骨铮铮的王伯明不见了，代之以一个逢迎权贵、努力钻营、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王伯明。

因为削藩政见的不同，王伯明和武元宗结下了矛盾。他将之归结为“私怨”，并始终念念不忘。以前他没有能力对付武元宗，现在他是宰相，权势不在对方之下，王伯明便想着要除掉这个如鲠在喉的仇人。

在延英殿会议上，慧帝向宰相们征求意见。王伯明认为，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理由力劝皇帝放弃战争。

这时，武元宗保持了沉默，他是前日刚被一道圣旨从汴州元帅府急招回来的。他知道，对决的时刻到了。这不是沙场上的交锋，但凶险更有甚之。

武元宗很清楚，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那人，只能是他。当慧帝征询武元宗的意见时，武元宗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申州督战。”

只有这一句，但这一句已经足够了。

几年来，慧帝见惯了朝堂上官僚们喋喋不休的争吵、懦弱无能的姿态和让人伤心的推诿。武元宗不避危险亲自前往前线督战的壮举让他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

这才是真正的忠臣，朝廷的栋梁。

一时间，慧帝直感觉全身热血澎湃，几乎要脱口说出：朕御驾亲征，和武相同往申州的话来。

武元宗用一句话征服了天子，重新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而同时，其他几位宰相对于此事却不置可否，他们既没有附和王伯明的罢兵主张，也没有称赞武元宗的勇气。因为谁都不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冒然出言，世事难料，和与战的罪名，说不定哪天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对于武元宗来说，其他人的沉默已经是难得的好情况，可是对于王伯明来说，这却是天大的坏局面。更让他难堪的是，一向很支持他的窦刚也选择了沉默。

窦刚想的是什么呢？窦刚想的是王伯明的自作主张，在这件大事上，他甚至没有提前通知自己。

可是王伯明或许觉得很冤枉。因为窦刚之前是公认的“主和派”，他一直在试图用和平手段解决淮西以及其他藩镇问题。

另外一方面，王伯明尚不愿承认的是，在他的心中，确实隐隐然有一种不想事事都请示窦刚的意愿，毕竟，无论他对自己有何等提携之恩，现在自己也是宰臣一员，大家本应平起平坐。

延英殿会议，就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结束。

第二日，慧帝又在朝会上，征询朝臣的意见。到了此时，王伯明只有死扛到底，坚持“销兵”之策，他绝不能给天子一种缺乏主见、毫无坚持的印象。

而这，更加大了他和窦刚的对立。王伯明没有搞清楚的是，窦刚虽然一直坚持和平削藩，但淮西之战，已成骑虎之势，如果现在退却，势必加大以后削藩的难度，所以窦刚并不赞成此时退兵。

王伯明最终落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过于操切。在窦刚态度暧昧，甚至还倾向于继续作战的时候，他没有事先进行沟通就贸然在御前发言，暴露了自己明为罢兵、实为报复仇怨的真实嘴脸。

这种舍公义而挟私怨的做法，无疑让窦刚很是失望，也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

在和、战两派官员的争辩中，陶翼觉察到了机会的来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能借机打倒王伯明，那么不仅可以增加进士党的凝聚力，而且也能带给群体成员们一种暗示和鼓舞：团结起来，结为盟友，就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事实上，为了倒王伯明，陶翼和进士党某些成员，早已做好了准备。虽然这些准备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但是不能否认，团体中的某些人，已经开始尝试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来打击仇敌。

在御史台经营多年的李缜，通过和杜衡的特殊关系，此前已经派人秘密收集了王伯明生活上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检点行为，御史台培养的密探，最适合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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