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章 (第2/3页)

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和护法战争。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一九二四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南京国民政fǔ成立后，历任国民政fǔ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一九四八年六月改任国史馆馆长。一九四九年二月在广州心脏病突发过世，（一说戴季陶在广州因对于**人的**影响感到恐惧而服用安眠yào自杀）。

一九零五年，十四岁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也就是蒋纬国。一九零九，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十九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fǔ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máo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一九一二年五月，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五月二十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yù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入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二十二日，午后四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jiāo保释放，改期再审。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一九一九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lun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一九二六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一九二八年二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十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二十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五十万成员，写下《伟大jīng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一九三六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fǔ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二十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十二月十四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yù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yù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一九四零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一零四”号铁**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六千余桶；二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三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五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一百八十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一月二十七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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