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章 (第1/3页)
文强是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奉命到东北接收的国民党要员之一。当时发表他的的职务和头衔，是里外两套：对内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简称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军阶是中将；对外是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在军统东北办事处之下，以四平街为界，设立南满、北满两个甲种情报站。南满站设在沈阳，又称沈阳站。北满站设在长春，又称长春站。由于热河省划入东北辖境，又在承德设立一个丙种站。三个站之下，先后成立了三十多个情报小组，为当年军统局外勤单位最庞大的情报机关。经他报请任命的三位站长，沈阳站长前后是滕勉、褚大光。长春站长先后是王力、项乃光。承德站长是徐政。一九四六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局部改组撤销了军事委员会，仿效美国制度，将军权集中于国防部，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不得不相应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属于原军统局的东北办事处亦不能不随之改组，于是对内对外的头衔都改了。对内将办事处改名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对外为东北行营第二处，改组后督导室主任及第二处处长仍由文强负责。一九四七年八月底调离东北。
戴笠死后，一九四八年八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一九四八年九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一九四九年一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一九五零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是我部下，**家离我家不到二十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后来，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即席发言中，文强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地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而文强一声的经历更是相当的传奇
一九二五年八月中旬，刚刚中学毕业的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望，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同学。一九二六年一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三一年六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一九三一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内奋斗的历史。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
一九三六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
一九四二年二月，文强又被戴笠派赴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惟一根据地——太行山，秘密身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少将参谋。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文强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发动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根据地陷入敌手。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
是年九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在二百九十三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三月十九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
至此，文强长达二十六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而之前于洁和文强之间的交流也是仅限于在黄埔系内部的交流，所以文强此时对于于洁在这个时候专门的把自己给叫回来感到十分的奇怪，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交集么。
其实文强的不安是有理由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来是张心之前就安排好了的一步棋，因为这个时候文强还是相当的管用的，要说上一世的时候，军统虽然很强大，但是内部还是派系林立的，戴笠、毛人凤的江山帮，郑介民的广东帮，唐纵，李士群，就连康泽，也在军统局也有一篇巨大的实力。
而这一世，军统局的派系就只剩两个了，那就是一个以戴笠为首的老军统和以于洁为首的两派，但是这两派的实力非常的平均，再加上于洁平时也不怎么争权，所以两派到都还是和乐融融的，而文强和前一世一样，依旧在所有的派系中间保持了中立，所以现在的文强在军统内部有着相当的话语权，毕竟当年戴笠精心培养的六大金刚，现在只剩下他和沈醉了，所以，这个时候文强能够回来还是非常的起作用的。
而此时的于洁也根本的顾不上说这些，也顾不上文强在想什么，于是就马上的带着郑介民和毛人凤一起的去面见蒋介石了。
“于洁，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我怎么不知道呢，来来来，快请坐。”蒋介石看到于洁来到这里以后，非常的惊讶，于是赶紧的对着于洁说到。
“我刚到，不好意思，委员长，这次没有和你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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