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四章 (第1/3页)

第二期自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至一九四四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三期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至一九五零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而陈立夫在前世为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做的贡献，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在前一世的一九七三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的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yu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一九七五年hun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方面表示：可以请á主席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á主席》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á主席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á主席能“以大事iǎ”，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特殊时期”，动lu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一九七六年十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老、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江总书记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三十四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há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华文化教材的八十九岁**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一九九二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iǎ节，为和平先天志成。”

一九九九年澳én回归，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én。

而且陈立夫先生另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起的，是他在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中医中y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许多经历与话语，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十分感人。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y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y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y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jing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y物疗法还是非y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y的某些成份当作该y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y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iǎ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iǎ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y的y理研究必须从y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y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sè。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y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y的花、叶、根、茎各y用部位的y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ni，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i。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y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y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y学院”董事长三十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y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y学术jiā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y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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