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章：常遇春之死 (第2/3页)

京。刘伯温跟徐达二人私交甚广好，徐达送了他几十里还不肯离去，最后刘伯温忍不住暗示了徐达。他告诉徐达，今后不论何时都别离主上一步，皇上要你离他远点，你就回说：‘臣保驾有责，不能远离’！

炮打功臣楼那天，元勋功臣先后到来，朱元便借口离席方便逃之夭夭，而后就按设下的阴谋用铁炮轰打了庆功楼。光炮打还不算，还纵火焚烧了庆功楼所在的整座凌烟阁，杀灭了大部分功臣。

事成后，朱元分权六部，创设卫所（即后来的锦衣卫）让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别掌管。

朱元璋“炮打功臣楼，火焚凌烟阁”那天，徐达因得到刘伯温的暗示始终跟着朱元璋，才躲过一劫！而常遇春则被炸死了！

看到上面三种结果，我不得不说书友们的想象力，同时为写正史的诸位学者感到悲哀，一部正史还不如街头巷尾的稗官野史让人更加熟知。

有人说正史都是皇帝控制，当然要写好的。对于这一点，我不否认是有一些，“君举必书”，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而已，在中国商朝设置史官以来，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史官分出了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这些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大多的时候都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所以一般的正史还是可信的。

《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

经过三次改稿，费时几十年。《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可见《明史》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再者，《明史》是清朝的张廷玉的继承前人的成果编写的，张廷玉是什么人是康熙朝大学士张英次子，康、雍、乾三朝元老。康熙时以进士官刑部、吏部侍郎，雍正年间受到重用，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入值南书房、《明史》总载官、礼部及户部尚书，后又相继升他为文渊阁、文华殿和保和殿大学士，并令其改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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