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炮兵 (第1/3页)

中国近代炮兵

咸丰四年（1853年）曾国藩还编练了十营水师五千人。每营快蟹一、长龙十、舢板十，兵士水手四百二十五人。到咸丰六年湖口之战后，因大船损失不小，遂改定营制：长龙船八艘，舢板船二十二艘，全营有战船三十艘，兵士水手共五百人。水师装备的大炮基本为洋庄，即外购或自制之西式洋炮。快蟹、长龙船各装备有头炮两尊（重八百至一千斤不等）以及边炮四尊、梢炮一尊（以上均重七百斤）；舢板装备有头炮一尊（重七、八百斤）、梢炮一尊（重六、七百斤），另有转珠腰炮两尊（重四五十斤）。

综观湘军营制，可以发现：湘军与绿营一样，并无建立独立的炮兵部队建制，仅在营下附属两队。此外，装备仍以旧式的劈山炮为主，新式洋炮很少。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外购不易；二是与洋人接触较少，尚不完全了解新式洋炮的威力；还有一点是与曾国藩的保守思想有关。曾国藩自始就不认为洋枪洋炮为“利器”，他在给曾老九的信函中曾这样告诫道：“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深省。”

正因如此，湘军的装备长期得不到提升，对其作战方式和效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安庆、天京诸次围攻战中，湘军都是由“曾铁桶”通过长期围困，最后用挖地道爆破的方式奏效的。到了平定太平军、捻军以后，曾系湘军大量裁撤，左系湘军远戍西北，湘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装备上，再难望淮军之项背。

近代炮兵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看新式大炮的使用。鸦片战争后，各地陆续购入了少量新式军械，如江南大营中就有数目不少的洋枪洋炮，但*练、使用仍是旧有方式，更无独立的炮兵编制，仅起了点缀品的作用。所谓近代炮兵，更重要的还在于引入西式的*练、作战方式和采用相应编制，有一个全方位的提高。从这点来讲，湘军之间仍未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炮兵。中国近代炮兵的产生于淮军之中，而它的产生除了受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的影响外，独特的“常胜军”－－洋枪队，也对它起了催化作用。

常胜军前身是1860年6月由美国人华尔在上海建立的洋枪队。当时正值江南大营败亡，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大军连克苏、常，进抵上海城下。时清军已溃不成军，苏松太道吴煦一面向驻上海的英法军队求助，一面与上海富商杨坊赞助美国人华尔（fredricktownsendward）建立了“洋枪队”，驻营松江广福林，配备西式武器，照西法组织训练。开始只招募了数百吕宋人为雇佣兵（清政府文函中称为“黑鬼”），以欧美人为军官（“白鬼”，多为逃兵、水手等）。7月15日，松江太平军陆顺德部主力进军上海七宝，洋枪队在清军参将李恒嵩部配合下，乘虚袭占松江，首战告捷。但紧接着在8月9日的青浦之战中遭到李秀成的反击，损失惨重，丢失大炮十余门。不久以后，洋枪队曾被英海军提督何伯遣散，华尔也曾一度以危害及租界安定的名义被逮捕，旋无罪开释。到1861年下半年，华尔在上海官绅和富商的资助下，重建了洋枪队。这次改以招募华人为士兵，而以西人为军官，华尔自为统领，美国人白齐文（henryandredburgevine）、法尔思德（edwardforrester）为副统领，初拟编练八百人。到1862年初，洋枪队发展至一千二百余人。2月5日，洋枪队在天马山击败太平军，14日由江苏巡抚薛焕正式授予“常胜军”的番号。之后，常胜军与英法军和清军一起，凭借优势的火力，先后在高桥、肖塘、泗泾、王家寺、周浦、南翔、嘉定诸战中连连得手。虽在6月份一度在青浦被李秀成围歼一部分，但总的力量仍呈发展态势，达四千五百人。

到1962年秋时，常胜军发展到了鼎盛期，总人数多达六千五百人，编为五个步兵团和一个狙击兵团，分别装备滑膛毛瑟枪和恩菲尔德来复枪。常胜军的炮兵非常强大，也是头一支主要由华人组成的近代炮兵部队，编成四个攻城重炮中队和两个野战炮中队。配有二十四磅榴弹炮三门、十二磅过山炮十八门、三十二磅榴弹炮四门、八英寸口径大炮两门、臼炮十二门，火箭筒若干具。此外，常胜军还有一支庞大的内河舰队，有轻便战船三百余艘（后期减至五十余艘），每艘装有六磅或九磅炮一门；装甲汽轮三十二艘，各有三十二磅炮和十二磅炮一门。

华尔于1862年9月在慈溪阵亡后，经白齐文、奥伦先后统带后，于1863年3月由英军少校戈登继任统领。戈登时期常胜军编制稍作调整，因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要求，人数下降到三千五百人左右。但炮兵变化不大，仅将中队改称连。炮兵连的人员编配，依装备火炮的种类而定，一般在144－174人之间，通常包括正副连长各一名、上尉两名、军曹一名（以上为西人）、旗手军曹一名、军曹六名、伍长十二名、炮手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名（以上为华人）。所配火炮的形制与前无大变化，数量略有增加。

常胜军在苏南诸战役中协助淮军，出力甚大。因英法军的行动仅限于上海附近，故当淮军打出上海后，全由常胜军配合作战。因当时淮军初换洋枪，炮队较少而不齐，每至攻坚，往往仰赖常胜军甚多。常胜军中的重炮，如三十二磅炮，在太仓、昆山及以后的苏常等地的攻坚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常胜军中的一些主力火轮，如“海生（hyson）”号、“飞而复来（firefly）”号等，都是载有三十二磅和十二磅榴炮的攻城利器。正因为此，戈登以后益发跋扈难制，李少荃虽派有副将李恒嵩会办常胜军管带，亦愈感棘手。待1863年12月苏州杀降发生，两人几乎势同水火。虽几个月后经过赫德调解，常胜军再次参战，但李、戈两人之间的裂痕难以弥合。到了1864年5月，李鸿章终于奏请朝廷批准，花银十万两将常胜军给资遣散。但留下其精华－－炮队六百人与洋枪队三百人，编入淮军序列。

除了常胜军外，还有中法混合的“常捷军”（即“花头勇”）和中英混合的“常安军”（“绿头勇”），该两军的军制与“常胜军”相似，在浙江作战。左宗堂经略浙江，麾下洋炮很少，攻坚多赖“常捷军”的炮火。例如1864年3月的杭州之战，太平军守军在常捷军的炮轰下弃城而走，结果途中大部被左军歼灭，便是一例。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炮兵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淮军开风气之先。淮军因衍生于湘军，在初期由湘军直接拨入的竟占六成。其初期的营制、装备当然与湘军相同，“其营制为曾文正手定，而李伯像遵守之”。唯抵沪以后，李少荃亲见洋人利器精良，遂师夷之长技，几年内淮军尽弃旧式冷热兵器，换装洋枪洋炮，成为中国第一支全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待平定太平军、捻军之后，淮军成为全国主要支柱武力，尽管有各种复杂原因所致，但淮军的装备战力无疑是一重要因素。

淮军的装备现代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自1862年4－6月间，从水路出发的十三营和陆路出发的两营先后抵沪。到沪不久，就有挑选少量弁勇*练洋枪的记载。如6月15日虹桥之战中，程学启的开字营以洋枪百人诱敌而获胜，便是一例。之后令各营添练洋枪小队，先是韩正国的亲兵两营，后及于松、铭等营，到是年9月已有洋枪千杆。从9月底以后，李鸿章开始变更淮军营制，先将各营中的鸟枪队改编为洋枪队。以后又逐次改编抬枪、刀矛队为洋枪队，同时每哨添设劈山炮两队。改制后的淮军一营为：营官的亲兵变为两队劈山炮和四队洋枪队，前后左右四哨每哨改为两队劈山炮和六队洋枪队，这样全营有劈山炮十队四十尊，洋枪二十八队计三百二十八杆[，火力大大提高。改制后的淮军采用劈山炮护洋枪队的方式作战，屡战屡胜。到平吴以后的1865年，淮军五万余人，已有洋枪三、四万杆。剿捻以后原保留的旧式劈山炮和少许长矛也被淘汰，装备达到了完全的现代化。

淮军中的洋炮由于筹购不易，装备要晚一些。在1863年正月以前，仅在张遇春的春字营建立了一支二百人的炮队，作为护卫李鸿章大营之用，1863年正月曾奉李鸿章之命参加协攻福山。春字营炮队为淮军正式成立炮队专门营伍之始，也是中国近代炮兵制度的发轫。此外还有一个学习炸炮的张春保营的良勇五十名，有炸炮两门，曾被常胜军借去协攻福山，事后收归李鸿章大营。

1863年初，刘铭传的铭字营购得三门十二磅的开花炮，聘请法兵教习。不久，开、鼎等各大枝营头相继购入洋炮装备，并聘洋人为教习，以洋法*练。淮军装备的洋炮，亦称炸炮、开花炮，又依其身管长短分长炸炮和短炸炮两种。长炸炮身管长度一般约为口径的16－25倍，其规格多以炮弹重量来区分，有十二磅、二十四磅、三十二磅等多种。十二磅以下的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约一千米，最大射程三千五百米；二十四磅以上的为重炮，多用于攻城或装备要塞。当时，淮军所用之炮，大多为十二磅轻炮，只有铭字营配有三十二磅炸炮三门。短炸炮又名“田鸡炮”，即臼炮，炮口朝天，又称“冲天炮”，炮身管短，口径大，当时尚无调整角度和方向的装置，发射时多固定于四十五度角，用加减装药来定射程之远近。由于炮身短、重量轻，便于携带，故多用于野战，由于弹道弯曲，对遮蔽物后的目标有较大的威胁，也可用于攻城，缺点是命中精度较差。这些前装炮的炮弹分实心弹、榴弹、霰弹等多种，弹体为圆形，表面光滑，大小合膛。在当时，由于榴弹对目标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较大，故淮军乐于使用。但在整个1863年，淮军各营头的炮兵还比较弱，故在进攻中主要依赖常胜军的炮火。到1864年，随着淮军地盘的扩大，已累计从外陆续购得大小炸炮数十尊，6月又接收了常胜军的炮队三十余尊，炮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步淘汰劈山炮，更以法造小铜炮。

淮军早期的几支老资格的炮队发展简介如下：

1、罗荣光的亲兵洋炮队营此即1864年5月常胜军遣散后，遗留下的六百人整营炮队。被李鸿章认为是淮军中“员精而整”的炮队，有炮位三十余门，“皆中国所无者”，其中开花巨炮及六十四磅子的大炮就有一二十门。淮军接收后，派副将衔游击罗荣光为管带，留有外国军官十一名帮同教习。李鸿章以这个营，配以得力枪队，作为亲兵二营，亲自掌握。初时调扎于苏州城外的浒关，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将其调驻南京，后随李在苏、鲁、豫等省剿捻。1868年回到南京，次年再随李鸿章赴武昌，1870年转防西安。不久天津教案起，驻守天津大沽海口，时已扩充到一千八百余人。之后该炮队长驻天津大沽，罗荣光则先后升为大沽镇副将、天津镇总兵、新疆喀什噶尔提督（仍留直效力）。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克大沽口时，炮队败散。

2、刘玉龙的炮队营

原为程学启的开字营炮队营，始建于1863年春夏之际（曾合并华字营的吴兆楣炮队）。程学启为淮军初建时的第一勇将，开字营也是平吴时的第一大营头。在进攻平望、嘉兴前，购得三十二磅、六十八磅子的大洋炮三尊，为当时淮军罕有攻城重炮。据李鸿章说它是在淮军中仅次于常胜军遗留的炮队。程学启于1864年4月阵亡后，开字营为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共带，炮队营官为刘玉龙。1865年6月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把该营和常胜军炮队一同作为亲兵，调驻南京下关。1876年，因李鸿章已北任直隶总督，不愿再为驻南京的此营炮队更换新式的克虏伯炮，便以节饷名义将其裁撤出淮军，转由两江总督沈葆祯从江苏饷项中拨款供应。因该营是江苏和南京驻防的唯一炮兵营，沈葆祯只得接收下来，并交由驻防江南的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节制，成为庆军中由江苏供饷的头一营。1880年吴长庆率庆军主力六营移驻山东登州后，刘玉龙的炮队营与另三营仍留驻江苏，先后归曹德庆、班广盛统领。

3、铭军的开花炮队营在淮军中资格却较老，1863年春始建。有洋炮二十余尊，大者四五千斤，小者干余斤、数百斤不等，最大的为三十二磅子开花炮两门。李鸿章对它的评价是“大炮少而小炮多，可以攻营劫寨，而专攻一城，尚不敷用”，“不足致死命”。此营长期一直是铭军统领的亲兵，与一营得力的洋枪队结合，组成枪炮队连理二营。1871年刘铭传从陕西离军，就把这二营带回保定。次年刘盛藻接统铭军，又随身将其带去。

4、鼎军的炮队营潘鼎新鼎字营的炮队始建于1863年春末，李鸿章的评价是“炮位器具，皆臣陆续购自外洋，为中土难得之物，堪为海疆镇守”。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鼎军炮营也是小炮多、大炮少，实力实不及铭军炮营，在1864年6月才有了两尊三十二磅子的大炮。1869年初，鼎军因索饷在山东韩庄哗变，而于8月被遣撤，这营炮队也随同裁撤。

5、亲庆军的炮队刘秉璋的亲庆军在1864年夏驻防松、沪期间，接收部分常胜军在松江存储的炮位而建立，似乎力量有限，勉强凑足一营，但到了1866年4月，据说只有开花炮一个小队的实力。

除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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