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节 漕运与海防 (第2/3页)

次的上演，也是准备着串联起来奏请皇帝能够主持朝政。前朝长达二十多年的皇帝不理朝政的例子刚刚过去没有几年，万不能在出现在如今的万历朝了，满朝不明就里的官员们也是怕了再来这么一出，都是准备着再次的上书跪谏。这里面的深浅林洲根据每天从锦衣卫传来的密报中也是能窥探端倪，这背后的较量才是刚刚开始，林洲还是不急着采取措施进行镇压，他们还都是潜伏在水底下没有露出来。只要时刻的保持着关注即可，那些人在背后的推波助澜无非是正在进行的丈量田亩的工作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而已，想把水搅混扰乱朝政好狙击这个工作的开展，用朝争来转移内阁的注意力。

朝中的一举一动都是掌握在锦衣卫的手中，自从林洲决定弱化锦衣卫和东厂的功能后，才不断的在情报方面进行了加强。延承了两百多年的特务机构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转化过来的，林洲也是相信在自己的直接引导下，这两个臭名昭著的机构一定会朝着自己设计的道路前行的。在这个财政艰难的时刻，还是没有多大的余力来对它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林洲相信随着盐场这个吸金怪兽的正式投产，到时候自己的财务状况能够彻底的好转，之前所规划的那些事情也是能够一一的实现起来。

蓬莱作为日后明金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无论如何林洲都是要来看看的。

蓬莱水城是历代王朝屏蔽北方沿海防务的重要海军基地，不过当时是叫做水师来着。蓬莱的军事意义历来被各个朝代所重视，自唐朝开始在山东设置登州行政区后，宋之刀鱼寨明之备倭城皆建于此。

蓬莱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六二十一年，唐政府在山东半岛设立登州行政区。七零七年，登州治所由牟平县迁至蓬莱县，蓬莱县隶属登州，港口遂正式命名为“登州港”。随着蓬莱城的建设，人口大量增加，致使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人类活动对登州港湾的影响愈加明显，逐渐成为主导控制因素。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生产规模的扩大，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植被逐渐稀疏，河流含沙量增加。流入登州港的黑水、密水两条河流，每年携带大量的泥沙直接注入港口，加快了港口的自然淤积过程。登州港三面为山丘环绕，在自然界风化、侵蚀和搬运等外营力的作用下，形成了大量的坡积物，逐年流入港口，日积月累形成沉淤。明清时，在登州港内修建兵营，建立官署、寺庙，驻扎军队。清朝后期（咸丰年间），居民开始入住港口，建筑工程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不断抛入港中，造成了人为淤积。面对日益严重的淤积问题，明清封建政府制定了一些减淤的强制性措施，组织人员多次清淤，均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登州港呈日益缩小之势，唐朝初期，港口约有四十万平方米，为登州海湾面积的约三分之一。原在海湾里的石岛村，早已露出了水面，与周围的陆地连为一体。后来，在修建蓬莱县城城墙时，还来此取土。唐、宋时期，为抵御东北风浪的侵袭，将丹崖山向东延伸的土山丘（后称平浪台）加高拓宽，并由此向南大量垫土围港，也客观上造成了港口的缩小。大约到元朝后期，港口缩至近30万平方米，仅仅分布在现蓬莱市区西北角，其范围在蓬莱城下水门至紫荆山山脚以北，来宾桥至丹崖山下以东，迎仙桥、葫芦头至海口以西的区域，与现在水城规模相差无几。

宋、辽对峙期间，一零四二年，北宋政府在丹崖山内侧，顺势围以防卫栅栏。由海边向南延伸，又折向东转北，再回到海滨，筑起马蹄形口门朝东的沙堤围子，中间是画河流入的海湾，构成水寨式港口，因港内停泊外形酷似刀鱼的战船而得名为“刀鱼寨”。明朝，登州港的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三七六年，明政府在宋代“刀鱼寨”旧址处疏浚扩展，环筑土城。“北砌水门，引海入城，名新开口。南设关禁，以讥往来（8）。”一四零八年，在此设备倭都司府（水师帅府），称“备倭城”。因城内有海水，俗称“水城”或“登州水城”。一五九六年，在土城墙面砌以砖石，实现了城墙由夯土结构向砖石结构的转变。在东、西、北三面增筑敌台，增加防御设施。整个水城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海港设施，以港池为中心，包括防波堤、平狼台、码头、水门等；二是陆地设施，有城墙、炮台、陆门、营房、官署、灯楼等。城墙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城墙七百二十米，西城墙八百五十米，南城墙三百七十米，北城墙三百米，周长二千二百余米，总面积约二十五万平方米，遂成今日之规模。城门建有2座，北曰水门，又名天桥口，是港池通往海上的唯一通道。南曰陆门，即振扬门，供车马行人之用。港池名曰小海，小海是水城的主体，位于水城中心地带，面积约六万五千平方米。南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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