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根据地的变迁 (第2/3页)

盾在蒙山军司令部迁入沂州后公开化了。

陈超担任自治委员会主任期间，自治委员会基本正常运转。一来陈超本人的名声甚佳，陈家崖的雇农几乎没有对他有仇恨的。二来有龙谦的支持，程大牛等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其三呢，陈超办事比较公平，兼顾了地主和雇农的利益。那时候的自治委员会基本是独立运作，蒙山军高层——主要是龙谦，后来基本上不大过问其内部的事了，只是委托它完成一些他需要的调研，比如人口及经济调查之类。

但是在龙谦和陈超离开后出现了转变。接替陈超担任自治委员会主任的是萧观鱼。此人也属大地主之列，当初实行减租免息就有些无奈，现在执掌自治委员会后，不免同情田主，仇视雇农起来。而程大牛则希望将减租免息的政策深入下去，每年，至少两年一次，将田租水平降一次，让广大的贫苦农民不断改善其生活。这个主张遭到了萧观鱼的反对，矛盾就此爆发。

龙谦审定的自治委员会章程中，对其成员产生。政策的推出，都有细致的规定。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选举产生各级自治委员会的成员，而不是由什么人来指定。

但在实施的时候发现，自治委员会最基层的组织——村级自治委员会很难实行全民的选举。第一，妇女被自然地排除在外了。没有一家会让女人抛头露面。即使是成年男性，像程大牛那样勇于站出来提出自己主张的极少。

毛病出在龙谦身上。他完全忽略了农村的现状，忽略了农民的参政积极性和议政水平。

于是，龙谦在规则上做了修订，村级成员由本村推举，总会的成员由各村级委员选举。

形成的事实是。两级自治委员会成员中乡绅的比例占了半数以上。这个结果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一般的农民。根本就不愿抛头露面。即使如程大牛之类具有反抗精神的，也因为其文化素质的低下，难以在委员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他们总是站在反对派的一面。不停地反对提案。但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方案。

一句话。这个时代的农民还不能为其阶级呐喊，必须有代表其利益的有视野有文化有能力的精英人物来引导。

龙谦为自治委员会拟写的内部的议事规则规定，委员会推出所有的条例法规时。必须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具体做法就是无记名投票。这种闪烁着民主思想的规定在执行中也走样，委员们习惯于看大人物的脸色，他们不相信自己投了反对票会阻止提案的通过，他们担心因为自己的反对而得罪那些有权势的人。

龙谦其实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需要时间来解决。他曾不止一次与陈超探讨过选举的深刻含义。陈超天生具备民主思想，对龙谦所提出的所有办法几乎都发自内心地赞同并认真执行。但效果却很差。

自治委员会成立数年来的实际情况是，乡绅们在地方上的权势受到了限制，但并未出现农民说了算的现象。如果不是陈超的主持，自治委员会不过是地主统治乡村的一个改头换面的工具。

身为地主的陈超对此十分的失望。

龙谦明确地对陈超说，希望农民行使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个较长的过程，其标志之一就是有一支保护其利益不受地主侵犯的军队，另外，必须实现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很难想象，一群连自己名字都不识的文盲，一群连国家、民族都不知何物的群氓能够走上政治舞台！

与龙谦无数次深入的交流，陈超算是初步理解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理解了阶级矛盾爆发的可怕威力。在遥远的欧洲，已经诞生了为无产阶级呐喊的理论。而在中国，完整地记载了数千年封建史中不胜枚举的农民暴动，其实就是阶级对抗的结果。

发现这一点，曾引起了陈超的极大震撼。当纷乱无序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效果当然不一般。好在龙谦对所谓的“剥夺剥夺者”不赞同，这让陈超安心不少。

既然能提出问题，想必是深思过了。陈超问及对策，龙谦苦笑说他也无良策可施。不过，既然阶级或者阶层是因为经济地位决定的，那么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经济。而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富者阡陌连片，贫者无立锥之地，矛盾是越来越尖锐了。顺着这方面想，如果农民不通过种地可以获得比种地更高的收益，那么可以断定，农民必将减轻甚至放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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