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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6章 非洲的发展

第236章 非洲的发展 (第2/3页)

雨季推迟了二十三天,小米收成只有往年的四成。

妻子把一日三餐改为一餐,孩子们饿得夜里睡不着。

然后来了些人,这些人是来种树的。

但他们种树的方式很奇怪。

“保水梯田+固氮树种+间作经济作物”,项目手册上这么写。

阿马杜不懂“固氮”,但他看懂了演示:在坡地上沿等高线挖浅沟,用石头垒成矮埂,雨水被留在埂后,渗入土壤,不会流走。

埂边种一种叫“南洋楹”的速生树,树根上有瘤子,能把空气中的氮固定在土里,技术员说这叫“生物肥料”。

树与树之间,可以种芝麻,花生,西瓜。

第一年,树苗还小,没有收益。

但项目给每户参与家庭发工资:挖一米保水埂,五毛,种活一棵树,一元。

阿马杜全家上阵。

他挖埂,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种树,八岁的儿子负责从三公里外的水井运水。

用九黎援助的微型太阳能水泵,一天能拉二十桶。

雨季,阿马杜家的一千三百棵树,存活了九百一十七棵。

存活率远低于项目要求的“百分之八十五”红线,验收没通过,年底绩效奖金没了。

但阿马杜不在乎绩效。

他在乎的是,雨季结束后,那些活了下来的南洋楹,最高的已经蹿到两米。

他活了四十年,第一次在自家的土地上,看到成排的,有膝盖粗的,还在继续生长的树。

他用手掌抚摸树皮,粗糙,干燥,但充满韧劲。

“这个,”他对技术员说,“比玉米粉管饱。”

技术员愣了一下。

然后蹲下来,和阿马杜一起摸着树皮。

“我们老家有句话,”技术员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翻译把这句话转成莫西语。

阿马杜听完,沉默了很久。

“我不是前人。”他说,“我是种树给自己乘凉的人。”

瓦希古亚保水梯田—农林复合项目进入第三年。

阿马杜家的四公顷土地,已经有二点七公顷完成改造。

间作的芝麻和花生开始有收成,不多,一公顷每年能卖八十到一百美元。

但南洋楹长起来了。

树冠开始遮阴,树下土壤不再被烈日烤裂。

去年旱季,阿马杜第一次在自家地里挖出一锹湿润的黑土。

他捧起那锹土,攥在掌心,攥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把大儿子从城里叫回来。

大儿子十八岁,两年前去瓦加杜古打工,在建筑工地背水泥。

每月挣四十美元,扣除房租和饭钱,剩不下十美元。

“回家种树。”阿马杜说。

大儿子沉默。

“城里没有未来,”阿马杜指着那二点七公顷改造地,“这里有。”

大儿子看着父亲掌心里的黑土。

他回来了。

瓦希古亚项目区推广至周边十七个村庄,覆盖一千四百户农户。

南方共同体—布基纳法索联合监测报告显示:

参与农户年均现金收入:项目前约83美元,项目第五年约247美元。

粮食自给率:项目前无法满足全年口粮,需依赖救济粮约4个月,项目第五年全年口粮自给,部分农户有余粮出售。

荒漠化控制:项目区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升至约23%,风沙日数年均减少37天。

报告结论里有一段话,被九黎发展署内部多次引用:

“萨赫勒地区过去三十年的主要人道主义危机,根源不是降雨减少,而是生计崩溃。”

“当一个家庭每年缺粮四个月时,任何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都是奢侈的。”

“他们必须先吃饱,然后才能听懂前人栽树。”

……

6月,加蓬,兰巴雷内。

皮埃尔·恩东戈把最后一卷奥库梅木单板码放到货车上。

车厢喷着蓝色标志,目的地:奥文多港。

奥库梅木,加蓬特有树种,轻质,防潮,不变形,是做胶合板和乐器的最佳材料。

皮埃尔的祖父砍奥库梅木,卖给法国殖民公司,每立方木材换半袋面粉。

皮埃尔的父亲也砍奥库梅木,卖给利伯维尔的本土贸易商,每立方换一袋面粉加两升棕榈油。

皮埃尔自己,二十一岁,初中毕业,是加蓬—九黎合资林产公司兰巴雷内加工厂的固定工。

他不砍树。

他操作一台九黎的数控刨切机,把原木刨成0.3毫米厚的单板。

月薪180美元,相当于父亲当年三个月的收入。

工厂大门外竖着一块广告牌:“加蓬不再出口原木,我们出口橱柜,吉他,波罗的海渡轮的甲板。”

加蓬政府颁布原木出口禁令,要求所有木材必须在境内加工至半成品或成品方可出境。

欧盟抗议,美国关切,世界银行说“可能违反贸易规则”。

但禁令没有撤回。

因为九黎,当时已是加蓬木材第一大进口国,表示完全支持,并提供3.5亿美元低息贷款,帮助加蓬在三年内建成七座木材加工园区。

皮埃尔的工厂是其中一座。

加蓬木材加工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采掘业。

加蓬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是中非地区第一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原资源型经济体。

皮埃尔用工作三年攒下的钱,在兰巴雷内郊区买了块地,盖了一栋砖房。

他祖父住的是茅草屋,父亲住的是铁皮棚。

他住进了砖房。

砖房后面,他留了一块空地。

“准备种奥库梅木,”他对来参观的九黎技术员说,“不是砍,是种。”

“种了也不够你们厂吃。”技术员笑。

“够我儿子吃。”皮埃尔说。

……

安哥拉,罗安达。

若昂·多斯桑托斯,把最后一件行李塞进皮卡车斗。

他离开的不是罗安达,是罗安达的贫民窟。

穆桑巴贫民区,四十万人挤在没有下水道,没有电网,没有门牌号的铁皮棚屋里。

若昂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两岁时死于霍乱。

安哥拉内战终于结束。

打了二十七年,全国基础设施剩不到百分之三十。

但罗安达的海面上开始出现巨型起重船。

那是九黎“振华”号的船队,运载着港口集装箱桥吊,预制混凝土构件,盾构机。

若昂看不懂那些机械,但他看懂了招聘启事:

“罗安达港口扩建工程招收力工,焊工,卡车司机,日薪8美元,包一顿午餐。”

他去应聘卡车司机。

他有驾照,但没开过工程车。

考官说可以学,培训期日薪5美元。

他学了三个月。

港口一期工程竣工。

若昂升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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