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9章 金融秩序定 (第2/3页)

家势力，警告他们不要将朝堂之争延伸到市井、用阴损手段破坏国策，又未彻底撕破脸皮，给了对方一个台阶，却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和警告：天后洞若观火，任何小动作，皆难逃法眼。

血腥的清洗和精准的敲打，如同在北风凛冽的旷野中点燃了数堆冲天的篝火，火焰吞噬了枯草，也照亮了黑暗，更让远处窥伺的狼群，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发出压抑而惊惧的低吼。朝堂之上，关于宝钞的公开非议几乎绝迹。市井之间，那些关于宝钞的流言蜚语也骤然消失。一种新的、混合着恐惧与敬畏的秩序，在黄金和血光的共同映照下，初步建立。

第二把火：立制与筑堤

然而，李瑾深知，杀戮和震慑只能治标，建立稳固的制度才是治本之策，才能让宝钞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从依赖君王个人权威和暴力威慑的脆弱状态，转向依靠规则和信用的可持续轨道。挤兑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兑换网络薄弱、准备金管理不透明、信用支撑单一（过度依赖黄金）、应对突发能力不足——必须尽快解决。

在武则天的全力支持下，李瑾推动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立法和机构建设：

第一，颁布《大唐通行宝钞条例》及《大唐皇家银行章程》。这是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前者以律法形式明确了宝钞的法偿货币地位，规定了其发行、流通、兑换、防伪、作废等各个环节的规则，并将破坏宝钞信用（包括拒收、伪造、贬损、囤积居奇、散布谣言等）的行为，定为与私铸官钱同等的重罪，量刑极重。后者则正式确立了“大唐皇家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定地位，明确了其“经理国库、发行货币、调节金融、维持稳定”的核心职能，并初步规定了其组织结构、资本构成、准备金制度等框架。虽然许多细节尚待完善，但一套迥异于以往、具有现代金融雏形的规章制度，已然确立。

第二，完善准备金制度，设立“平准基金”。鉴于挤兑中暴露的准备金（主要是铜钱和黄金）调度问题，李瑾奏请设立专门的“平准基金”，其资本金部分来自抄没逆产，部分从国库拨付，由大唐皇家银行直接管理运作。该基金的首要职责，便是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如挤兑、投机性囤积等）时，入市干预，通过公开买卖金银、调节货币供应等方式，平抑物价，稳定币值。这实际上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早期金融工具。同时，规定银行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初期定为三成）的“发行准备金”（包括金银、铜钱、优质绢帛等易于变现的资产），并定期（每季）向朝廷（实际是向天后和指定的监察官员）公示准备金状况，增强透明度。动用大盈库黄金的非常之举不可复制，必须建立常态化的、可信的储备支撑。

第三，构建“银行-钱庄”双层体系，规范民间金融。在严厉打击非法地下钱庄的同时，李瑾意识到，完全取缔民间金融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他推动出台了《民间钱庄管理暂行法》，对愿意守法经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民间钱庄进行审核、发牌，将其纳入监管。这些“官督民办钱庄”可以经营存款、放贷、兑换（小额的宝钞与铜钱兑换）等业务，但必须接受大唐皇家银行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缴纳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存入皇家银行，并定期报送账目。皇家银行则扮演“银行的银行”角色，在必要时可以向这些钱庄提供短期资金支持（再贷款），同时通过调整对这些钱庄的存款准备金率、借贷利率等，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信贷规模和货币流通。此举既规范了混乱的民间金融市场，又将其转化为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效延伸和补充。

第四，拓展宝钞应用场景，构建信用网络。除了继续强制官府收支、大宗交易使用宝钞外，李瑾着力推动宝钞在更广泛民生领域的应用。他推动在长安、洛阳试点，由官府出面担保，与信誉良好的大商号合作，推出针对普通市民和小商贩的“小额宝钞信贷”业务，以极低利息（甚至无息）提供短期小额贷款，帮助其周转经营，但必须以宝钞形式发放和偿还，这既推广了宝钞，又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底层经济。同时，利用平息挤兑后宝钞信用飙升的契机，大力宣传“存款”概念，鼓励百姓和商贾将暂时不用的铜钱、金银乃至宝钞本身，存入大唐皇家银行或官督民办钱庄，获取微薄但稳定的“息钱”（利息），并享受汇兑、保管等便利。虽然初期应者不会太多，但这无疑是培养民众金融习惯、将社会沉淀资金纳入国家金融体系的关键一步。

第五，深化外汇管理，建立情报与协调机制。针对国际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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