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纸币信用立 (第2/3页)

扬州、益州、广州、江陵、汴州等八大都邑。这些地方商业发达，人口稠密，信息传播快，便于控制和管理。待此八地运转顺畅，信用稳固后，再逐步向各道治所、重要州府推广，最后覆盖全国。绝不可一蹴而就。”

“利导结合：‘利’字当先。颁布法令：一，缴纳赋税，可按应缴额九折（即少交一成）使用宝钞支付。此条最具吸引力，百姓为省钱，会想方设法获取宝钞。二，盐、铁、茶、官营酒曲等朝廷专卖物品，优先甚至只接受宝钞购买，或给与宝钞购买者价格优惠。此乃刚性·需求，逼使商贩、百姓不得不接触宝钞。三，朝廷大型工程雇役、采购，优先使用宝钞结算。四，鼓励大商号、钱庄参与宝钞兑换业务，给予其一定手续费优惠或政策便利，利用民间力量扩展网络。”

“同时，广而告之。”李瑾强调，“印制通俗易懂的告示，在各城门、市集、官衙、驿站张贴，由里正、坊正宣讲，务必让妇孺皆知：大唐通行宝钞，天后御准，朝廷担保，随时可兑，纳税有优，便民利国。还要组织说书人、伶人，编成简单故事、俚曲，在市井传唱，将宝钞之利、旧钱之害，潜移默化植入人心。”

反对的暗流与公开的质询

方案在筹办处内部反复推敲、完善，形成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大唐皇家银行创设暨通行宝钞发行章程》，呈报武则天御览。武则天仔细审阅后，朱笔批了八个字：“详实周备，可试行于京洛。”这标志着，宝钞的诞生进入了倒计时。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随之公开化。朝会上，以秘书监、老臣刘祎之（此时为虚构人物，借历史名）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员，终于发难。

“天后！”刘祎之手持笏板，出班慷慨陈词，“臣闻朝廷欲行纸钞，以代铜钱，此实乃舍本逐末，动摇国本之妄举！夫钱者，历代所重，乃天地之纪，人君之权。五铢、开元，通行数百载，虽有小弊，岂可因噎废食，竟以片纸代之？纸之为物，轻而易毁，伪而易作，纵有万般机巧，焉能防天下奸宄之心？若伪钞横行，则·民财尽丧，国信全无，其祸岂是私铸恶钱可比？此非治国，实乃戏国也！”

又有官员附和：“刘公所言极是！且朝廷以纸为钱，岂非与民争利至于极致？印纸即可得钱，则朝廷可无穷尽也！若贪欲一起，滥印无度，则宝钞顷刻成废纸，百姓血汗化为乌有！前朝王莽篡政，屡改币制，民不聊生，其亡忽焉。此等教训，历历在目，岂可重蹈覆辙？！”

更有人将矛头指向李瑾：“相王殿下年轻气盛，好为奇谈怪论。兵事、钱法，国之重器，岂可如弈棋般轻易改动？纸上谈兵，误国匪浅！臣请天后明察，立止此议，严惩倡言惑众者，以安天下之心！”

朝堂之上，反对声浪不小。许多官员并非不知钱法之弊，也非全然反对变革，但他们深受传统观念束缚，对纸币这种前所未有的事物充满恐惧，更担心改革失败引发动荡，危及自身。也有人暗中与私铸利益集团有染，不愿见到朝廷收回铸币权。

面对汹汹质问，李瑾早有准备。他出班从容奏对：“诸公所虑，筹办处已有详备应对。防伪之事，有皇家特制纸张、御用匠人、多重暗记、严刑峻法，较之私铸铜钱，其难易不可同日而语。滥发之虞，已有‘发行准备’之制约束，发行多少宝钞，需有多少金银绢帛为本，账目可查，非可任意妄为。至于与民争利……如今是私铸豪强在与国争利，与民争利！小民持恶钱无所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此非争利，实乃夺民之食！朝廷行宝钞，收货币之权，平物价之乱，利商贾，便百姓，丰国库，此乃利国利民，何来争利之说？”

他目光扫过反对的臣子，语气转厉：“若因循守旧，坐视钱法崩坏，则国库日虚，民生愈艰，地方拒用朝廷钱，藩镇可自铸钱，则朝廷何以聚财？何以养兵？何以统御四方？此非戏国，实乃救国！诸公但知铜钱之重，岂不知朝廷信用重于铜山？但知旧制之稳，岂不知不变则腐，不进则退？天后明鉴万里，已准试行于两京。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