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 天下利归公 (第1/3页)

麟德三年，夏秋之交。

当第一批悬挂着崭新的“诸道盐铁转运使司漕运分司”旗号的官漕船队，满载着江淮稻米和两淮官盐，在秋日的艳阳下缓缓驶入长安东郊的广运潭时，码头上响起了标志性的报捷钟声。这不是凯旋的钟声，却比凯旋更让朝廷中枢的某些人感到振奋。因为这批漕粮，比往年同期的抵达时间提前了整整十五天，而经过严格核验，耗损率不到往年同期的一半。**

效率，惊人的效率。这就是李瑾掌控下的转运使司，在整合了漕运权力、推行新法后，向帝国中枢交出的第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

“天下利归公”。

这五个字，不再是朝堂上空洞的口号或奏疏中美好的愿景。它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化为渗透进帝国肌体每一处毛细血管的现实。

转运使司如同一只从长安伸出的、无形而有力的巨手，凭借着皇权的绝对背书和李瑾的铁腕推行，以及那套打破常规、直达基层的垂直管理体系，将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一条条收拢、捋顺、握紧。

•盐利方面：各大盐场的生产已基本纳入官营或严格的官督商办体系。新的、更有效率的“晒盐法”在沿海盐场逐步推广，产量和质量得到提升。盐引制度运转良好，大唐通商交易务成为全国性的盐引交易和价格发现中心，其每日公布的“盐引指数”，甚至开始影响千里之外盐场的生产计划。私盐并未绝迹，但在“漕运护军”分段巡查和严厉的连坐法打击下，已成零星疥癣之疾。盐税收入稳定而充沛，按季源源不断地流入转运使司在各地的分司银库，再按计划解送长安或用于本地开支。**

•铁与茶：情况类似。主要铁矿和大型茶山被官方控制，通过发放“铁引”、“茶引”和设立官定收购价，将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利润大部分收归国有。**朝廷对铜、铅等战略矿产的控制也在加强，为即将推行的新币制（李瑾已在筹划）做准备。

•漕运革新：这是转运使司成立后投入力量最大、也最见成效的领域之一。“纲运法”和“押纲官责任制”使得漕运效率大幅提升，损耗和迟误锐减。新建和修缮的仓储节点开始发挥作用。那支由神策军退役老兵和地方府兵精干混编的“漕运护军”，不仅有效震慑了水匪和漕帮势力，更成为转运使司在地方上一支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虽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

•市舶拓展：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的市舶司被重新整顿，贪腐和效率低下的官员被清理，新的“公验”制度和抽分税则开始严格执行。朝廷开始有意识地鼓励瓷器、丝绸、茶叶等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并尝试以官方身份组织规模更大的海外贸易船队，所得利润直接纳入转运使司库房。来自海外的香料、珍宝、乃至铜钱（日本、新罗等地大量使用唐钱），也开始更多地流入大唐，补充着帝国的财富。

然而，真正让这套体系高效运转并得以强力控制的，是两个看似不起眼、却极为关键的设置：

其一，是“公廨本钱”制度的扩展与变革。李瑾将原本仅限于官府放贷取息的“公廨本钱”模式，大规模应用到转运使司下属的各盐场、铁监、茶山、漕运分司乃至市舶司。朝廷拨付或从盐铁利润中划出专项资金，作为这些官营或官督机构的“本钱”和流动资金。这些机构在完成朝廷定额上缴任务后，可以利用“本钱”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大再生产、改善工艺、甚至进行有限度的商业周转（如预购原料、向民间收购部分产品）。盈利部分，一部分继续滚入本钱，一部分可用作吏员奖励和福利，一部分上缴。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官营的僵化和低效，激发了活力，同时又通过严格的审计和利润上缴制度，确保了国家对最终利益的掌控。这已经带有了某种原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说“官办企业”的雏形。**

其二，是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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