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最终版的详细调查报告送达 (第2/3页)

户籍信息核查。

报告显示，通过特殊渠道（未明言，但韩丽梅能猜到是动用了某些基层档案管理的关系），调查员调阅了北河省林安县人民医院1983年至1985年的部分出生记录存根（纸质档案，保存不善，但关键信息尚可辨认）。

在1984年7月15日的出生登记存根上，找到了如下记录：

•母亲：王桂芝（与张艳红母亲姓名一致）。

•婴儿性别：女。

•接生护士签字：一个模糊的签名，经比对，与当时在该院妇产科工作的一位姓刘的护士笔迹相似。

•备注栏：有手工添加的、后来似乎被涂抹过的字迹，经技术还原，隐约可辨“双女”、“送”等字。旁边有一个奇怪的符号，像是一个草写的“林”字？

关键点：根据记录，王桂芝于1984年7月15日在该院生下一名女婴。这与张艳红的出生日期（1984年7月15日）完全吻合。但张家目前的户籍上，张艳红是“第二个孩子”，哥哥张耀祖出生于1981年。那么，1984年出生的这个女婴，是张艳红吗？如果是，为什么记录显示是“双女”？那个被涂抹的“送”字和奇怪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报告指出，调查员走访了当年那位姓刘的退休护士（现年近七十，居住在林安县郊）。护士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但在调查员出示了当年的记录存根和一定方式的“提醒”后，她回忆起了一些片段：

“王桂芝……好像有点印象，家里特别穷，男人好像身体不好……那会儿计划生育抓得严，她前面已经有个女娃了（指韩丽梅？），这又生个闺女……当时在产房就哭，说养不起，要送人……好像后来……是送走了？记不清了，年头太久了……不过那孩子生下时挺弱，哭都没力气，我们都担心养不活……后来好像有人来抱孩子，说是远房亲戚想要个女儿……具体就不清楚了。”

护士的模糊证言，与出生记录上“双女”、“送”的字迹，形成了初步的相互印证。

报告继续：调查员随后查阅了当地派出所1984-1985年的户籍变动原始登记簿（同样是通过特殊关系）。在1984年8月初的登记页上，找到了“王桂芝”户下“次女”的登记记录，但登记的名字是“张小花”，出生日期为1984年7月15日。而在1985年底的登记页上，“张小花”的名字被划掉，旁边备注“迁出”或“注销”（字迹潦草），具体原因未注明。与此同时，在1986年初的登记页上，王桂芝户下新增了“次女”登记，名字是“张艳红”，出生日期同样为1984年7月15日。

报告分析：这很可能意味着，1984年7月15日出生的女婴，最初登记的名字是“张小花”，但在大约一年半后，这个名字被注销或“迁出”，几乎在同一时间，又用同一个出生日期，登记了“张艳红”。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张小花”被送走（或发生了其他变故），而“张艳红”是后来（可能是一年多后）出生、但使用了姐姐出生日期以规避超生处罚的另一个女儿？或者……“张艳红”就是“张小花”，只是改了名？但为什么要改？而且时间对不上，如果是同一个孩子，为何要先注销再重新登记？

疑点重重。但线索指向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可能性：张家在1984年确实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在出生后不久，可能因为家庭贫困、已有女儿（韩丽梅）、或规避超生罚款等原因，被“送走”了。

韩丽梅握着水杯的手指，微微收紧。杯壁传来温热的触感，但她却感到一丝莫名的寒意。她继续往下翻。

第七章：关于“送走女儿”（韩丽梅？）事件的调查与推断。

这一章，是基于对张家当年邻居、远亲、以及王桂芝娘家一些知情老人的侧面走访（这些老人大多年事已高，口述记忆碎片化，且有所顾忌，需反复核实和交叉印证）。

综合多方零散信息，拼凑出的事件轮廓大致如下：

1984年夏，王桂芝在县医院生下第二个女儿（即韩丽梅）。当时家里已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即韩丽梅的“姐姐”？但张家目前无此女，存疑），丈夫张铁柱在工地摔伤腰，失去劳动能力，家庭陷入极度贫困。计划生育风声紧，超生要面临巨额罚款。

据一位当年与王家稍有来往的远房表亲（现年八十余岁）回忆：“桂芝那时快愁死了，男人瘫了，大闺女还小，这又生个丫头片子……家里连下锅的米都没了。她跟我娘哭，说想把小的送人，找个好人家，给孩子条活路，也给家里减张吃饭的嘴……我娘还劝她，说闺女也是心头肉……但她好像铁了心。”

另一位当年住在同村的老人（已搬离）含糊提及：“好像后来真送走了……听说是个外地来的、不能生养的夫妇抱走的，给了点钱，不多，就当营养费……这事他们家人都不提，当没发生过。”

报告谨慎地推断：结合时间、家庭境况、出生记录和户籍变动，韩丽梅（当时的“张小花”）在出生后不久，被父母送养的可能性极高。抱养方情况不明，但“外地”、“不能生养”、“给了一点钱”这些特征，与当年一些民间私下抱养的情况吻合。而大约一年半后，王桂芝再次生育（即真正的张艳红），为了隐瞒超生事实（或出于其他复杂心理），可能使用了被送走姐姐的出生日期为其登记，并将“张小花”的户籍注销。这解释了为何张艳红的出生日期与韩丽梅被推算的出生日期一致，也解释了户籍上的诡异变动。

第八章：关键知情人证言摘录。

除了退休护士和几位老人，报告还附上了一份相对清晰的证言——来自王桂芝已故母亲的妹妹，也就是张艳红的姨姥姥（现年七十五岁，住在邻县）。调查员以“寻亲”名义接触，老人比较健谈，透露了更多细节：

“桂芝命苦啊……第一个闺女（指韩丽梅）生下来就瘦小，她奶水不足，孩子老哭。她男人又伤了，家里揭不开锅。那时计划生育的人天天来，说要罚款，罚不起就要拉去结扎……她婆婆（张铁柱的母亲）重男轻女，整天骂她生不出儿子，是扫把星……后来她跟我说，实在没办法了，有个远房表姐介绍了一对南边的夫妻，说是结婚多年没孩子，想抱养个女孩，家里条件好，愿意给点钱……桂芝哭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点头了……孩子抱走那天，她没敢看，躲屋里哭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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