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寒假值班感慨深 (第2/3页)
值，更没有未来。
写完了学生的困境，我又写下了那些刚入职的青椒们的无奈，写下了原文中B青椒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身边小李的遭遇。我认识一位刚回国的青年教师，他在国外的时候，成绩优异，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满怀热情地回到国内，希望能在自己的母校，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入职之后，他才发现，现实和他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他所在的学院，派系林立，想要在学院里生存下去，就必须站队。要么站在院长这边，要么站在书记那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他不愿意参与这些派系斗争，只想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可没想到，却被两边都排挤。学院里的资源，从来都不会向他倾斜；项目申报，他的申报书再好，也不会被重视；甚至连课时安排，都给了他最冷门、最难教的课程。
后来，有一位大佬主动向他抛出橄榄枝，让他站队自己这边，跟着自己做项目、冲业绩。大佬告诉他，只要他听话，跟着自己好好干，就给他提供经费、提供平台，帮他申报帽子，让他在学院里站稳脚跟。但前提是，他必须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大佬指定的、容易发文章的热门话题。
这位青年教师，纠结了很久。他知道，那些热门话题，虽然容易发文章，但根本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说白了，就是“学术垃圾”。可他也知道，如果不答应大佬的要求，他在学院里，根本就活不下去。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坚守多年的研究方向，开始跟着大佬，跪着“制造”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他说：“明知道是学术垃圾，但不跪着造，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选择。”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个过度量化、行政化不断渗透的科研系统里，戴“帽子”的大佬占据着所有的资源，他们高高在上，呼风唤雨；那些深谙人情世故、懂得钻营算计的“人精”，则凭借着自己的圆滑和世故，占据着所有的机会，节节高升；而那些最普通、最老实、最踏实做科研的人，却只能被夹在缝隙里，被挤压、被消耗，越来越难呼吸。
我在文章里，还写下了C研究员的故事。C研究员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老实人，干活踏实，治学严谨，发表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高质量的，在业内也有很高的认可度。可他不善交际，不懂圆滑世故，不愿意去应酬，不愿意去拉拢人脉，更不愿意去站队。而他身边的一位同事D，科研能力一般，发表的论文也大多是凑数的，可他特别懂包装，特别会应酬，每天围着大佬转，嘴巴甜，会来事，把大佬哄得团团转。
年底考核的时候，按照量化指标，C研究员的科研成果，远远超过了D。可最终，C研究员却因为“不够团队贡献”“群众基础不好”，被打了低分，不仅没有拿到年终奖金，还影响了自己的晋升；而D，则凭借着提前铺好的关系，凭借着大佬的关照，顺利拿到了重点项目，还被评为了“优秀教师”，一路高升。
后来，我和C研究员聊过一次。他告诉我，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可他也坦言，有时候，他也会感到无力和迷茫。“我辛辛苦苦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可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只会溜须拍马、弄虚作假的人。”C研究员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科研还有什么意义？”
C研究员的疑问，也是我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推动科学进步，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还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我想，大多数走进学术圈的人，最初的初心，都是纯粹的，都是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有价值的成果。可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都偏离了自己的初心，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停下了键盘，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凉茶，思绪却越来越清晰。其实，“帽子”和“人精”，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整个科研系统的“土壤反应”，是功利化、行政化浪潮下的必然产物。而这一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行政化思维的渗透，以及评价体系的扭曲。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自己的思考。高校管理者需要政绩，而最直接、最省事的政绩，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指标：一所学校有多少杰青、有多少优青、有多少国家重大项目、有多少一流团队、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有多少篇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这些数字越亮眼，学校也就越能拿到资源，管理者的政绩也就越突出。因此，各类帽子，就成了学校领导层们的KPI，成了他们追求政绩的工具。
为了拿到更多的帽子，为了提升学校的排名，学校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引进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去扶持那些有潜力拿到帽子的人。而那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的普通科研人，却被忽视、被冷落，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根本就不被重视。甚至，很多学校，为了追求数字指标，还制定了严苛的量化考核制度，要求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多少篇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晋升、无法转正，甚至会被辞退。
这种过度量化的考核制度，彻底扭曲了科研的本质，让学术圈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教师，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追热点、赶潮流，去发表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论文”；很多学生，为了顺利毕业，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得不跟着导师，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实验，去写那些没有价值的论文。科研，不再是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是变成了一种“计件工作”，变成了一种追求名利的工具。
除此之外，小圈子文化的盛行，也让同行评议不断变形，让学术公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行评议，本来应该是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应该是基于成果的质量和实力，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可现在，同行评议，却变成了人情往来，变成了利益交换。
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占据着评审委员会的重要位置，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亲信、自己圈子里的人铺路，给他们的项目、论文打高分；而那些不属于自己圈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科研人，哪怕他们的成果再优秀，也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更可怕的是，一旦拿到了帽子，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劳永逸的终身特权，无论以后的科研成果如何，都能一直享受着优质的资源和优厚的待遇，各种寻租空间也随之出现。
我想起了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学阀们的帽子从何而来？谁给的？为何给学阀而非老实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学阀们的帽子，是体制给的，是那些追求政绩的管理者给的，是那些被人情世故裹挟的评审专家给的。而之所以给学阀，不给老实人，核心就是因为，学阀们懂得钻营算计，懂得拉拢人脉，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懂得为管理者创造“政绩”；而老实人们，只懂得踏踏实实做科研，不懂圆滑世故，不懂人情往来，不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无法为管理者创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快速提升学校排名、能为学校带来资源的帽子，是能让他们的政绩变得亮眼的数字指标，而不是那些需要长期坚守、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评审专家们，大多也是圈子里的人，他们彼此关照、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自然会优先照顾自己圈子里的人，优先照顾那些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利益交换的人。而那些老实人，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自然也就无法进入这个圈子，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无法拿到那些优质的资源和机会。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鹿辰。鹿辰从小就很优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顺利考上了国内一所顶尖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杜克大学读博，现在，正在杜克大学做博后。前几天，鹿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最近有一篇论文，已经通过了《自然》主刊的评审，就等着杂志的最后确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无比欣慰，也无比骄傲——我的孩子，没有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没有去钻营算计，而是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最终，用自己的实力，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论文发表之后，鹿辰就准备投简历找工作了。我一直倾向于让他回到中国的大学，回到我的身边，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是他的根。而且，现在国内的高校，发展得也很快，资源也很充足，我相信，以他的实力，一定能在国内的大学里，做出一番成绩。可鹿辰，却倾向于留在美国的大学，继续做科研。
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他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想回到家乡，而是他对国内高校的科研生态，感到失望和担忧。他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国内学术圈的现状，了解到了那些帽子、人脉、站队的乱象，了解到了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他害怕，自己回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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