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大学里“圈子”背后的故事 (第2/3页)

个“小团体”范围内的人员，无论是职称评审还是争取课题资助等方面事宜，无一不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然而好景不长，待到那位前任校领导光荣引退后不久，突然有人向相关部门投递匿名检举信揭发此事，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取证之后，终于查明这位副院长在主持职称评定工作时确实涉嫌严重违反规定程序进行暗箱操作等诸多问题，最后不得不黯然神伤地接受撤职查办处分。

报道里接下来的内容，更让我唏嘘不已——80多岁的黄院士，这位在材料科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竟然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在湘江大学的叙事里，黄院士是老校长，张尧学是他的接班人，而郭副校长则是黄院士力荐的得意门生。这是一个典型的“师徒传承”加“权力交接”的闭环。

我和黄院士打过几次交道，印象特别深刻。他头发花白，精神矍铄，说话做事都透着老一辈学者的严谨和谦逊。前年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我还听过他的报告，他在会上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就在不久前，我还看到新闻，说早已退休的黄院士把自己获得的100万元奖金悉数捐给了湘江大学，希望能助力青年科研人员成长。

老一辈学者的风骨犹在，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令人动容。可现实却给了这位老院士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曾经认可的继任者张尧学进去了，他力荐的得意门生郭副校长也进去了。这大概是最让他痛心疾首的事吧。

报道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透彻：“‘圈子文化’往往披着‘尊师重道’和‘学术传承’的外衣。”这句话一下子点破了高校圈子文化最隐蔽、最可怕的地方。在高校里，“师徒关系”本是正常的学术传承关系，同门师兄弟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也无可厚非。但一旦这种关系被异化为利益交换的工具，“尊师重道”就成了拉帮结派的借口，“学术传承”就成了近亲繁殖的遮羞布。

作为一名资深的科技管理人员，我已经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对于所谓的“圈子”可谓是见怪不怪了。然而，最令我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如今竟然有如此之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将他们的导师称为“老板”！这种看似普通的称谓，实际上却隐藏着一种极度扭曲的利益依附关系。

要知道，导师们手握着重磅武器——课题经费、学术资源以及毕业答辩的生杀大权。这些关键要素使得学生们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如果想要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所需的资源支持，那么他们就只能选择对导师唯命是从，甚至甘愿成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更糟糕的是，有些学生不仅需要帮助导师开展各种项目研究工作，还要代笔撰写论文，但最终可能连一个应有的署名权利都无法得到确保。

更为荒诞不经之事，当属那所谓之"同门饭局"矣！余曾屡赴诸多高等学府之学术交流筵席，其间最为习见者，乃同门师兄弟们依资历而分座次也。忆及某次于外埠举行之学术研讨会时，主办单位特设一饭局以款待众宾。宴间，一青年教员忽见一年长资深之教授，遽尔跪地叩拜，并尊称其曰："师爷大人！"后经探询方知，此青年教员之导师原为该教授之高足，故依辈分而言，确应如此称呼焉。然值此学术交流之际，众人本当潜心探究学问之道，孰料竟痴迷于此等封建礼教般之辈分等级秩序，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耳！

我曾经目睹过更为荒诞不经之事，某一学术领域内，那些资历尚浅者居然被列为"孙子辈"乃至"重孙辈"！这般匪夷所思之景象实在令人咋舌不已。而当这群人汇聚一堂时，他们所谈论之物绝非什么学术创新或研究突破，反倒是人情世故与利益交换充斥其间。

其中种种勾当无不让人心惊胆战：某人若能助另一人成功拿下重要课题，则后者必定会投桃报李地协助前者晋升职位；又或是有人力荐他人参与某项学术荣誉评选，作为回报，该举荐人便会得到对方帮忙安排其亲属就业等好处。如此往复，日积月累之下，竟逐渐构筑起一个密不透风的利益共同体。

身处此循环圈内之人皆自视为"一家人"，彼此间互相扶持、袒护有加。于是乎，原本应有的监督制衡机制亦随之荡然无存——无人愿去追查任何人的账目明细，更无人胆敢揭开这层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暗藏玄机的面纱，唯恐稍有不慎便触动了整个圈子的核心利益链条。

郭副校长本应是学术界一颗耀眼的明星，站在冲击学术巅峰的起跑线上，向着科学的彼岸奋力冲刺。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他最终未能抵御住权力的诱惑，陷入了黑暗的旋涡之中。这无疑是一场属于他个人的巨大悲剧，同时也是对"院士"这一备受尊崇的头衔的无情嘲讽。

那些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心无旁骛且视名利如浮云的学者们，或许终其一生都无法跨越那道通向院士殿堂的高门槛；反观某些深陷权力圈中的人士，他们只需借助手中掌控的资源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便能轻而易举地跻身其中，更有甚者还会公然违背学术道德底线，进行不正当交易以谋取私利。如此种种不公平现象，犹如一盆刺骨的冰水，狠狠地浇灭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满腔热情，使得整个学术环境变得乌烟瘴气。

据相关报道所言，湘江大学所发生的这场"塌方式"事件宛如一记重锤，给国内各大高等院校都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对此观点，本人深表认同。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高校乃是一片纯净无瑕的乐土，既是培育优秀人才的温床，亦是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摇篮。但残酷的事实却向世人揭示：由于高校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封闭性特征，加之内部权力高度集中，并手握巨额科研资金及宝贵的招生名额等稀缺资源，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导致其极易沦为监督管理的死角地带，从而助长各类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

张尧学卸任已经8年，但他留下的影响力、提拔的人马，依然在影响着湘江大学的运转。如果不是这次反腐力度的空前加大，这些深埋地下的“雷”，可能永远不会被排掉。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学校的情况，前些年也有几位退休的老领导，虽然已经不在岗，但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各个部门，依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校的决策。这种“余权”现象，其实也是圈子文化的延伸。

郭副校长的落马，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早已超越了案件本身：当一个学者同时拥有行政级别时，如何防止他用行政权力为学术头衔铺路？当一所大学的管理层长期由“师徒关系”把持时，外来的监督力量如何插得进去？当学术资源和行政权力在小圈子里内部循环时，如何保障学术的公平公正？

这些问题，困扰了高校治理多年。我在科技管理岗位上，也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这些年，我们学校在反腐和廉政风险防控方面，也推出了不少举措，尤其是在任职回避方面，要求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致。

在高校，双职工非常普遍，夫妻双方都在一所高校工作的情况很常见，甚至有不少夫妻在同一个学院工作。以前，学校对任职回避的问题管得比较松，基本没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反腐的深入，这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现在，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普通教师，那没问题，不涉及回避；但如果有一方当了领导干部，情况就不一样了。

比如，夫妻双方有一方当了学院领导，像学院院长、书记、副院长、副书记之类的职务，那么另一方就不能在这个学院里当老师了，必须调离。这是因为，学院领导掌握着职称评审、绩效分配、课题申报、岗位安排等权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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