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六章 倭寇真相 (第2/3页)

平静，当海禁的口袋愈收愈严，手段也越来越残暴之后，被颠覆的海商巢穴却变成了巨大的马蜂窝，捅掉之后，不知从哪里迅速涌出了成千上万的“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其实，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就是一群反海禁的中国海商与海盗。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五十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

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前者为继承双屿港传统的王直集团；后者则为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早期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双屿港之战后，王直收集余党，转移到舟山烈港（沥港）重振势力。他读过书，深谋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国裕民，其最大的梦想便是朝廷能改变国策，通商互市。而自从被大明诬为“倭寇王”的王直被诱杀后，浙海再无海商。

禁海且剿灭海商，其实是让大明错失了大航海时代。

而海龙王吴平，和王直等所谓倭寇、海盗一样，都是一群官逼民反的海商罢了，吴海平因父被杀，对大明朝心怀仇恨，逃亡辽东，向借女真人的力量复仇，在高杰心中也无可厚非。所以，他对吴海平，更多的是怜悯和感叹。

吴海平第一次从大明人的口中听到对其父的这般评价，顿时便愣在当场，心中百感交集。

半晌后，他才颤声道：“多谢！”

高杰不解道：“前辈谢我作甚？”

吴海平惨然笑道：“在吴某死前还能听到对家父如此公正的评价，死而无憾了！我是替家父以及当年一起在闽粤死难的渔民们对阁下表达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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