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重新洗牌 第二十一章 易筋伐髓 (第2/3页)

益，从而成为“宪法修正案”的支持者。最后就是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不出所料，肯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随后在争辩中通过新法案；用西方新闻媒体的话来说，共和国并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议会”中没有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也就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名副其实的“甭派”，也就是常说的“骑墙派”，只要大的政治方向没有动摇，表决往往只是走过场的仪式化工作。

正是如此，从一开始，共和国的民众就被美好的未来冲昏了头脑。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宪法修正案”给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带来的好处。

“土地所有制改革”方面，王元庆提出的方案比很多人想像的还要理想，不但针对既得利益群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对未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做了规定。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户籍制改革”一同提出来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成为改革的坚定拥护者。要知道，“户籍制”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进入21世纪后成了共和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引。别的不说，世纪初的高房价问题就与户籍制有着密可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存在严重违宪的嫌疑，因为“户籍制”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社会公共权利相抵触。按照王元庆提出的改革方案，除了将现有的“使用权”按照一定比例转变为“所有权”之外。从新宪法生效之日开始，共和国现有的全民所有制土地中，除了公共用地、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用地之外，其余土地将通过拍卖的方式私有化，变卖国有土地所得归入“国家主权基金”，为全部公民共同享有；集体所有土地通过集体协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加以解决；从新宪法生效之日开始，户籍制度全面作废，在现有共和国居民身份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国全民档案”，“居民身份”变为“公民身份”，任何共和国公民从出生之日开始就拥有独一无二的身份号码，并且凭此号码享受公民权利与履行公民义务。因为涉及到“公民身份”的细节问题太多，所以在官方公布的相关消息中没有全面提及，只是强调了“公民身份”是确保公民自由活动与自由居住权的基石。当然，从立法的角度看，要想建立起完善的“公民身份制度”，需要的就不是一次宪法修正案这么简单了。

实际上，对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来说，最看重的还是“宪法修正案”中的第二点。

简单的说，第二点就是“直选法”。

政治改革搞了10年，在实现了县市一级代表直选之后，通过直选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领导人早就成为了全国公民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王元庆不失时机的提出“直选”，摆明想借此争取全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

问题是。“直选”并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庆第二届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应该尽快强化共和国的“两级议会”，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础。随后就有代表提出了扩大协商大会权限范围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协商大会的政治地位。当时让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两级议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王元庆竟然无动于衷，没有把代表的意见放在眼里，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随后进行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关于“两级议会制”的讨论也在当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直到这个时候，王元庆才提出了“直选”的解决方案。

按照他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关条款，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全体代表大会，只是将对全体代表大会的组成方式进行全面调整。以往的常务代表大会保留192个席位，其中30个席位归中央，另外162个席位归54个省级行政区，即每个省级行政区拥有3个进入常务代表大会的名额；全体代表大会的规模将大大缩减，代表人数减少到740人，其中270个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个席位仍然归各个省级行政区。光看这些，会让人觉得王元庆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只有看到细节，才知道，这是王元庆针对共和国的国情弄出来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高院”中，中央的30个名额主要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与中央政府，而各个省级行政区获得的3个名额中，只有1个名额由该省代表大会推举产生，另外2个名额通过直选产生。在所谓的“普院”中，中央的270个名额除了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之外，还可以用来平衡地区影响，而提供给54个省级行政区的470个名额则按各省在该届选举中的投票总数中所占份额进行分配。

因为与直选有关的法律需要单独制订，所以以什么方式实现直选，还是个未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