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八十二章 新境界 (第2/3页)

费在中央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可是真正用来采购武器的并不多。增长最快的是军人福利与基础军事设施建设。换句话说，在共和国的国防开支中，大约50%变着花样回到了社会上，如果算上用于军事科研的费用，那么国防开支中的65%都用在了与军事采购无关的方面，只有大约35%用来采购新式武器装备。当然，这个比例并不低，只是比起美国高达47%的采购费用来说，就算不了什么了。

当然，这种奇怪的军费结构，还得从实体经济说起。

前面已经提到，早在2042年之后，全球经济再次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作为实业家的蔺慕勋，更加清楚经济问题在哪。归根结底，就是以共和国与美国为首的众多国家，参与了太多的地区性战争，非正常开支过多，导致消费市场萎靡不振。

拿共和国来说，根据共和国当局公布的数据，在2041年的时候，政府收入就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7%，相当于拿走了一半的社会财富。虽然与21世纪初相比（当时共和国的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左右，国民工资性收入仅占30%多）。40年代时，共和国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政府收入中的大部分都以二次分配的方式，即以公共福利的方式返还给了纳税人，比如在2041年的财政开支中，公共养老、公共医疗、公共教育这“三公”预算就多达50万亿元，约占政府总开支的40%，如果算上用在科研、赈灾等方面的开支，公共支出占了大约55%。但是从经济学上讲，二次分配的意义远没有一次分配明显，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共和国是一个幅员超过1000万平方千米，人口10亿的超级大国，根本不可能像北欧国家那样，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福利社会。对共和国来说，加强市场体制才是强国的正途，因此政府必须降低对经济的影响，也就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当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就很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了。

或者说，行政手段只能延迟经济危机的到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

正是如此，在共和国与美国于2050年左右纷纷加大军费投入，并且扩大财政赤字的时候，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是在变着花样推行“凯恩斯主义”，即通过赤字开支促使货币贬值，由货币贬值拉动通货膨胀，再由通货膨胀来推动社会消费。当然，为了使这一系列的政策产生效果，还得通过扩大军火生产、提高军人福利、加强军事科研等方式把钱送入消费市场，让民众有钱可用。到底是提高军人福利、还是扩大军火生产，就得看政府是在为谁服务了。用几家欧洲新闻媒体的话来说，扩大军火生产，实际上是把钱送给了军火利益集团，虽然这能帮助军火产业工人提高收入，但是真正的获益者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少数资本家，而且这么走下去，只会使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国家最终不得不依靠战争来消耗剩余物资。提高军人福利产生的效果则截然相反，真正的获益者是军人、以及在军人身后的广大普通大众，而且会将政府投入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使社会经济逐渐向好，最终摆脱危机。

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采用一种办法，所以只能由倚重来判断政府的政策。

由此可见，共和国当局一直在努力解决经济问题。并且希望由此阻止战争。与共和国当局相比，美国联邦政府似乎更加希望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延迟经济危机，为世界多创造几十年的和平。

当然，从长远上来看，战争不可避免。

如果从长远来看，共和国当局立足于打大仗与狠仗，并不指望在战争初期一举打垮对手，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持久消耗战的心理准备。与共和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当局的做法只能说明，美国的利益集团对美国的信心不足，希望在战争初期获得绝对优势，一举打垮共和国，迅速取胜。

客观的讲，这也是双方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以及曾经管理过拥有几十万员工的全球第一大企业的商界领袖，蔺慕勋不可能不知道，正是共和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基本政治环境与基本经济情况，让共和国当局没有从一开始就拼尽全力做战争准备，而是为和平留下了最后一丝希望，并且为之做出了努力。

直接结果就是，到2055年初，共和国的战争准备并不充分。

如此一来，在全世界都认为共和国将主动挑起战争的时候，颜靖宇与裴承毅才不得不给全体代表大会的主要代表做思想工作，让这些渴望战争、或者说渴望从战争中获得好处的代表们能够高抬贵手。

同样的原因，蔺慕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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