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二十章 重大消息 (第1/3页)

见到颜靖宇，裴承毅直奔主题。将军情局提供的情报交给了元首。

“刘晓宾怎么不亲自送过来？”

“他去巴格达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颜靖宇皱起眉头，翻开文件看了起来。

裴承毅没多罗嗦，在元首翻看文件的时候，去泡了杯咖啡。

前面已经提到，李存勋之后，刘晓宾最多只有收成的能耐，不可能再像当初的李存勋那样，把军情局带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随着林啸雷在2047年底退役，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的争斗宣告结束，军情局理所当然的重回国防部治下。实际上，早在纪佑国推行的第一次军事改革中，军情局就得接受国防部领导，而在赵润东推行的第二次军事改革后，军情局的上级机构已经是国防部，而不是总参谋部，只是在日常工作中得听从总参谋部调遣，而且总参谋部通过控制军队人事权，控制了军情局重要职位的任免大权。第三次军事改革时，王元庆再次强调军情局隶属于国防部，以此来提高军情局的独立性。毕竟在王元庆执政期间，国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实权。随着裴承毅在2042年出任国防部长，并且在2045年的时候夺回了预算大权，在2047年夺回了人事大权，刘晓宾领导的军情局也分两个阶段，逐步回归到国防部治下。

2047年下半年，裴承毅授权刘晓宾整合国防部、公安部、国安部等各个与安全工作有关的部委下的情报资源。虽然为了避免军情局专权，颜靖宇没有在安全以外的情报机构上做出让步，并且让阎尚隆与帅永康分别对外交情报资源与经济情报资源进行整合，最终由军情局、外情局（外交资源情报局）与经情局（经济与商业事务情报局）形成了三足鼎立，各有所专、各司其职的情报系统。但是军情局的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大大提高，因为在这套情报系统中，军情局是唯一负责国家战略安全与军事安全的情报部门，在三大情报机构中排名第一。

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在第一届任期中，刘晓宾的表现远不如李存勋。别的不说，仅在用人方面，刘晓宾就比李存勋差了许多。在军情局某些“三朝元老”、比如曹雪华等人眼里，李存勋是军情局历史上最“开明”的局长。就连王元庆都认为，李存勋是一个非常懂得用人，而且知道该怎么用好人的领导人。当局长的前5年，刘晓宾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事无巨细，什么问题都要管上一管，很少给手下表现发挥的机会。直到2047年，大概是精力确实不够，加上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刘晓宾才逐渐放手，只扮演决策者的角色，把需要出力的事情交给手下的人去做。可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至少在很多人看来，2047年之后，刘晓宾的身上有了一些李存勋的模样。当然，比起李存勋，刘晓宾还是没有那么洒脱。只要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他都会不辞辛苦的亲自负责。要不然，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也不会把向元首汇报情况的任务丢给裴承毅，自己去了巴格达。

换个角度看，也能发现刘晓宾与裴承毅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实际上，2042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认为，裴承毅、袁晨皓与刘晓宾在共和**队中牢不可破的铁三角。到2047年，也就是裴承毅出任安全副总理、袁晨皓出任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与刘晓宾连任军情局长之后，就更没人怀疑他们三人的关系了。

毫无疑问，在这个铁三角中，顶点肯定是裴承毅，袁晨皓与刘晓宾是两在支点。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比军情局长重要得多。原因有三：

一是总参谋部被国防部压制住之后，职能权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同人事初、后勤装备处、预算办公室等等机构都成了摆设，只有作战处的重要性不降反升。因为国防部是行政机构，不是军事指挥机构。在“参谋长委员会”没有形成气候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防部下设机构能够取代总参谋部的作战处。

二是唐应龙在2047年退役，与他影响力旗鼓相当的几个陆军上将要么已经退役，要么在其他岗位上，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是资历浅得多的方信中上将。虽然在半岛战争的五老阻击战中一战成名，但是半岛战争之后，方信中的日子过得并不舒畅，直到2046年，也就是当上陆军参谋长的前一年才晋升为陆军上将。由此可见，随着裴承毅逐渐脱离军队，而且很有可能在2052年，也就是在60岁的时候脱下军装的情况下，袁晨皓已经是共和国陆军中最有影响力的上将。

三是袁晨皓与裴承毅的特殊关系。作为印度战争与中东战争的搭档，袁晨皓两此随同裴承毅征战，而且两次立下汗马功劳，他与裴承毅的关系可想而知。在很多人看来，袁晨皓不但是裴承毅最得力的手下，还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裴承毅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